東漢末年，“活閻羅”董卓帶給了人間地獄酷刑與兵燹之禍。董卓最終被王允與呂布合力剷除。據《三國志》與《後漢書》等史籍的記載，董卓死後被老百姓點了天燈，而被董卓迫害的袁氏門生故吏又將其挫骨揚灰。
李傕、郭汜攻陷長安後將董卓剩餘的骨骸收斂下葬(筆者按：如果《後漢書》記載屬實，則董卓骸骨幾乎無存，董卓墓葬或爲衣冠冢)，但天公卻降下狂風驟雨，雷霆震碎了董卓的墓穴，雨水沖毀了董卓的棺槨，《三國演義》中的描寫與史書基本一致，以此表現董卓的天怒人怨。這天降正義也算是對董卓盜掘漢代先帝陵寢，驚擾亡靈，以及將何苗開棺戮屍等惡行的懲戒與報應。
董卓雖死，但其餘黨仍在。此時本篇主角李傕、郭汜便要閃亮登場了。這裏，筆者不妨參照《水滸》模式，給二人取下綽號——“催命判官”李傕與“喪門神”郭汜。李郭二人是漢末臭名昭著的惡棍型軍閥，其兇狠殘暴比起他們的領主董卓來，實乃有過之而無不及。
李傕、郭汜起初在董卓女婿牛輔帳下爲校尉，董卓死前，李郭與張濟一同被牛輔派往陳留、潁川等地劫掠。等到他們“凱旋而歸”時，匪首董卓、牛輔等人卻皆已敗亡，西涼軍羣“狼”無首，淪爲喪家之犬。但由於“兩頭蛇”賈詡的計謀，董卓的地獄軍團死灰復燃，東山再起，李郭從王允、呂布手中重新奪回了長安與漢獻帝。
昔日董卓把持朝政之時，尚知選賢任能爲自己裝點門面;而此時掌控權柄的李郭，卻是一味濫發淫威，倒行逆施，荼毒生靈。
李郭二匪殘害的對象與董卓一樣，上至皇帝朝臣，下至黎民百姓。他們甚至爲了爭權奪利而反目成仇，自相殘殺。
李傕、郭汜在反攻長安之前，因爲誅殺董卓的主力王允(太原祁人)與呂布(五原郡九原縣人)都是幷州人，所以遷怒於幷州人，將軍中幷州籍的數百男女盡皆戕害。
二匪殺入長安之後，首先做的就是殺害他們的死對頭王允——畢竟他們是打着爲董卓報仇的旗號集結起來的，而且當初也是王允的零容忍逼得他們走投無路。在小說情節中，殺王允是由李郭二人共同操刀;而根據史籍記載，此事的主導者應當是李傕。
除了誅殺董卓的主謀王允之外，死於此次兵燹的公卿還有：太常卿種拂、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等。其中，種拂是桓帝朝司徒種暠的兒子;城門校尉崔烈出自博陵崔氏，漢靈帝賣官鬻爵時，崔烈曾耗資五百萬錢捐得三公司徒之職，被兒子崔鈞諷刺“滿身銅臭”。董卓掌權時，崔烈就曾因崔鈞聯合袁紹起兵而被下獄(根據《新唐書》等資料記載，崔鈞就是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後來官拜曹魏河西太守，但這種說法有待進一步考證)。
後來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益州牧劉焉之子)、前涼州刺史種劭(種拂之子)、中郎將杜稟等人聯結馬騰，欲爲內應助其攻伐李郭。馬騰兵敗事泄後，這些人也無一倖免。這些事體與情節，在相關的史籍與文學作品中都有記述。
值得一題的是，《三國演義》爲了襯托曹操亂臣賊子的奸邪形象，將馬騰馬超父子塑造成了忠臣孝子，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馬騰與韓遂此行的目的也不是小說回目中所說的勤王。
馬騰、韓遂二人早年曾在涼州參與叛亂，董卓掌權後，向同爲西涼人的馬騰、韓遂伸出了橄欖枝，而馬騰韓遂也想要依靠董卓的權勢。歷史上的馬騰既沒有參與討董聯軍，也沒有參與後來的衣帶詔事件，他此次來到長安是想朝見董卓的。
而馬騰之所以攻伐李傕，《後漢書》給出的原因是：馬騰有私事求李傕幫忙，但李傕沒有答應，於是馬騰心懷怨憤，聯合了上文所舉不滿李傕暴行的衆人，想要裏應外合搞個大事件。筆者認爲，《後漢書》這一記載，符合馬騰、韓遂、李傕、郭汜等人好勇鬥狠、反覆無常的一貫作風，可信度較高。
身居高位的百官逃不過李郭的屠刀，身處底層的百姓命運自然更加悲慘。李傕、郭汜、樊稠分片管轄下的長安城，盜賊蜂起，白日擄掠;同時他們的手下的兵痞們又素有侵擾凌虐百姓的“優良傳統”。《後漢書》在描述當時長安地區的情形時寫道：是時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樍，臭穢滿路。
獻帝被遷往長安時，三輔地區尚有數十萬戶口，而在經過了李郭製造的浩劫之後，百姓中年輕力壯者大都背井離鄉逃往外地，剩下的則在兩年間“相啖食略盡”。天子東歸之後，長安成了空城，曾經富庶的三輔區也化爲人跡罕至的死亡地帶，“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小說《三國演義》中，李傕郭汜在董卓遷都時就負責領兵驅趕、催促百姓前行，但凡有走得慢的，就被手執白刃的兵丁手起刀落，填於溝壑。而小說家爲了突出李傕、郭汜的滅絕人性，在第十三回還設置了這樣的情節：其時李傕、敦汜但到之處，劫掠百姓，老弱者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則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這一段細讀之下令人汗毛倒豎，出現得也較爲突兀。筆者並未在史籍記述中找到李傕郭汜的這一“光輝事蹟”，後來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帝國的征戰過程中，倒是用過類似的手段。《三國演義》的成書時間大致在元末明初，所以這很有可能小說家採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法，將蒙古軍的行爲移植到李傕、郭汜的身上，以便更加直觀地塑造李郭二人浸染邊鄙之氣，兇狠暴戾的性格特點。
不僅是官員與百姓，即使貴爲天子，在兩個凶神惡煞的挾持下，也時刻生活在死亡的恐懼之中。李郭二人後來反目成仇，在長安地區大打出手，以致數以萬計的官民死於非命。李傕認爲天子是個重要的籌碼，所以劫持了漢獻帝，但提供給皇帝大臣的食物都不足以果腹，甚至是腐敗變臭、無法食用的劣質食品。
郭汜帶兵前來劫奪漢獻帝時，射出的箭矢與漢獻帝近在咫尺，他後來又將漢獻帝派往勸和的羣臣扣留作爲人質。此時的漢獻帝與羣臣生活在飢餒與惶遽之中，境遇比董卓專權之時還要更加悲苦險惡。
《三國演義》中李傕、郭汜甚至數次想要殺害漢獻帝。第九回攻下長安之後，李郭二人就尋思道：“既到這裏，不殺天子謀大事，更待何時?”第十三迴天子東歸後，意欲劫駕的郭汜被楊奉、董承等人擊敗，害怕關東諸侯再來討伐，性命難保，恰好在回師途中碰到李傕，李傕提出了“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下”的建議。於是兩人一拍即合，重新狼狽爲奸，一路上燒殺搶掠，這纔出現了上文提到的“敢死軍”的情節。
行文至此，想必讀者朋友們可以明白筆者爲何稱李傕爲“催命判官”——在史籍與文學作品中，殘虐、殺害皇帝、官員及百姓的主導者都是李傕。一催漢君之命、二催公卿之命、三催草民之命，甚至摧垮了整個東漢王朝氣數，這個“催命判官”可謂名副其實。
李傕身上貼合“催命判官”名號的事蹟還有一項——他主導了當時最著名的“鴻門宴”之一。《獻帝紀》載，李傕因爲猜忌樊稠，所以請樊稠赴宴，並讓外甥胡封趁着樊稠酒醉將其殺死。而《九州春秋》則說李傕邀請樊稠參加會議，並在坐席間將其殺害。小說中結合了兩種記載，並安排賈詡充當計謀的策劃者，但歷史上的實際策劃者應是李傕無疑。至於樊稠被殺的原因，一來是因爲其“果勇而得衆心”，二來則是因爲樊稠放跑了幫助馬騰攻伐李傕的韓遂，所以纔在李傕的猜忌之下招來了喪身之禍。
水滸中的催命判官李立雖然也是殺人越貨，雙手沾滿鮮血的黑道劊子手，但與李傕相比，其兇殘程度實屬小巫見大巫。
至於郭汜“喪門神”的名號，一來因其兇殘與李傕實屬一丘之貉，故冠之以煞神綽號;二來“喪門神”指的是給人帶來晦氣的人，而碰到郭汜的人的確夠倒黴，一般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上文提到李郭二賊大打出手時，勸和的百官就曾被郭汜劫持。郭汜不僅給他人帶來災禍，他自己也夠晦氣。他與李傕反目成仇的關鍵原因就是樊稠之死，以及妻子因猜疑妒忌而吹的枕邊風讓他懷疑李傕要謀害自己。後來郭汜疑心生暗鬼，到李傕那裏飲酒歸來後大醉，懷疑自己中了毒，被灌下“人中黃”後才吐了出來，可謂醜態畢露。
比較巧合的是，歷史上郭汜的出身與水滸中的喪門神鮑旭可能也比較接近。郭汜還有個名字叫“郭多”，據說是西北盜賊、響馬出身，李傕曾經就對郭汜表示過鄙夷：“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水滸中的喪門神鮑旭是山大王出身，一生只要殺人，後來是書中第一殺人機器李逵的副手;而漢末的郭汜則與同時代最兇狠的兩個殺人魔王有着密切的聯繫：既做過“活閻羅”董卓的小弟，又做過“催命判官”李傕的副手。
小說中李郭二匪被曹操擊敗後，逃竄到了山中落草。而在演義藍本《三國志平話》中，李傕、郭汜、張濟、樊稠出場時的身份就是西涼黃巾軍匪酋，被稱爲“四寇”，這一段故事就是董卓徵四寇。四寇被打敗後歸附董卓，自此便成爲了董卓的爪牙。可以說李郭二人從出場到結束，幾乎一直都是強梁悍匪，落草對於他們來說是個不錯的歸宿，畢竟業務嫺熟。
當然，惡貫滿盈的李傕、郭汜最終也難逃覆滅的命運。郭汜最終死於其部將之手，李傕則在建安三年四月，被朝廷派遣裴茂率領關中諸將討平，並被夷滅三族。其首級被傳至許都，高懸示衆。而在討伐李傕的隊伍中，就有賈詡曾經投奔過的西涼系將領段煨，可見李傕被全天下深惡痛絕，乃至其鄉黨都恥與爲伍。
《三國志》對於董卓的評價是：“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相比之下，李傕郭汜二人可能更符合這條評價，他們不僅是那個時代最爲兇狠殘暴的惡棍，放之整個歷史長河中也不多見。李傕郭汜是當時西涼系乃至邊地人物人性之惡的典型代表，這些人物身上所有的野蠻特質，諸如呂布的好勇鬥狠、見利忘義、反覆無常、馬超的強而無義、董卓的濫行殺伐等，幾乎都能在李傕、郭汜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兩人反攻長安之後的暴行，將董卓製造的災禍推向了極點，給三輔之地的人民帶來了空前的浩劫，也幾乎成爲了壓垮東漢王朝這匹羸弱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