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東吳出兵征伐黃祖，是孫權執掌江東以來第一次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這一次出征對於孫權來說，不僅僅是爲了國家的戰略發展，更是一次極爲關鍵的報仇機會，所以意義重大。從他調兵遣將的情況來看，幾乎是傾盡了全國之力。但是，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卻因爲山越族的叛亂等問題，導致江東局勢急轉直下。孫權思慮再三，不得不放棄這次勝券在握的戰鬥。
那麼，當時的江東局勢究竟有多嚴重，竟然能破壞掉孫權如此重大的軍事部署呢?據《三國志吳主傳》中的記載：“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爲劇縣令長。”這裏的“劇縣”，意指幾個山越族比較活躍且難以治理的縣。這是孫權率部返回吳郡的過程中，在路上就下達了新的軍事作戰指令，這也足以說明當時局勢的危急程度了。
孫權首次征剿黃祖失敗之後，便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鎮撫山越，維護江東局勢穩定上面。不過在這期間，他倒是有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甘寧歸降。
據《三國志甘寧傳》中記載：“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年時期孔武有力，召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人，在地方上做一些殺人搶劫的勾當，以此謀圖生計。後來在搶劫的過程中，遇到了貴人指點，隨即改邪歸正，並立志成就一番功業，“止不攻劫，頗讀諸子。”
到了青年時期，甘寧爲了一展胸中抱負，先是投靠了荊州劉表，卻沒有受到重用，“不見進用”。當時正好四方大亂、羣雄並起，甘寧又看劉表不通軍事且胸無大志，於是就想投靠東吳。但是走到了夏口的時候，正趕上黃祖封鎖了各個關隘要道過不去，只好又投到了黃祖帳下，卻依然沒有受到重用，“祖又以凡人畜之。”
另據《吳書》中的記載：黃祖手下有個都督叫蘇飛，他跟甘寧的關係非常好，曾數次向黃祖舉薦甘寧，但仍沒有得到重用。於是落寞中的甘寧，再次想到了投奔東吳，但又因爲在夏口爲了掩護黃祖撤退，射殺了東吳的破賊校尉凌操，怕到東吳之後得不到赦免，所以終日悶悶不樂。但最後還是在蘇飛的開導和幫助下，帶了幾百名自願跟隨的軍士，投奔了東吳，“於是歸吳”。此時的甘寧已是年過半百之人。
令甘寧沒想到的是，他到達東吳之後，受到了非常高的禮遇。“周瑜、呂蒙皆共薦達”，這說明周瑜和呂蒙一同保舉甘寧，孫權對他也非常欣賞，“孫權加異”，好像甘寧原來就是東吳的舊臣一樣，“同於舊臣。”那麼，甘寧爲什麼會在東吳受到這麼高的禮遇和重視呢?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兩點：
首先，當時孫權聽從魯肅的建議，將征服江夏、剿滅黃祖，作爲了東吳發展戰略的第一步驟。首次征剿黃祖未果，勢必會讓他進一步加強防範。而甘寧又跟隨黃祖多年，對江夏的情況瞭如指掌，他的歸降對於東吳來說無疑是一場“及時雨”。孫權正好可以從他口中瞭解江夏的情況，找出破敵之計。
其次，甘寧這個人絕非是一個有勇無謀之輩。在《三國志甘寧傳》中記載：甘寧向孫權獻計：“漢室大勢已去，曹操又專橫跋扈(曹操彌憍)，最終會成爲篡奪漢室的盜賊(終爲篡盜)。荊州山勢屏障利便，江河流暢通行，確實是我國西邊的有利地勢。劉表胸無大志又缺乏遠慮，他的兒子們又不爭氣，終究成不了大事。主上應當儘早圖謀荊州諸地(至尊當早規之)，千萬不能落在曹操的後面(不可後操)。”
甘寧認爲：“欲圖劉表，應該先從黃祖下手(宜先取黃祖)。黃祖如今年老，昏聵無能，軍資糧食都很缺乏(財谷並乏)。他身邊的人只爲一己私利，都在欺瞞愚弄他(左右欺弄)。而他又一味地貪圖錢財，從下屬官吏兵士們頭上剋扣索取，這些人早就對他心懷不滿(吏士心怨)。而戰船及各種作戰器具，破損又不加以修整(頓廢不修)，農耕懈怠(怠於耕農)，缺乏訓練有素的隊伍(軍無法伍)。主上現在前往進取，必定能將他打敗(其破可必)。”
甘寧進一步指出：“一旦擊敗黃祖的隊伍(一破祖軍)，即可擊鼓西進(鼓行而西)，前據楚關，勢力範圍即增大擴廣(大勢彌廣)，這樣就可逐漸謀取巴蜀之地了(即可漸規巴蜀)。”
從這一段記載中可以看到：甘寧給孫權的建議，前半部跟魯肅一致，都是“圖荊州，竟長江所極。”而後半部則提出了“漸規巴蜀”的主張，這等於說是把魯肅的發展戰略，進行了進一步的拓展延伸。由此也不難看出，甘寧除了是位勇武過人的武將，同時也是一位具有極高戰略眼光的人才。鑑於此兩點，甘寧歸降之後，受到東吳諸人的禮遇和重視，也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