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大業三年(607年)四月甲申時，通過隋煬帝的批准，大隋帝國頒佈新律令，其中的內容涵蓋了中央以及地方官職設置的諸多方面。下面歷史網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律令頒佈的同時，煬帝大赦天下，並宣佈免除關中百姓三年賦役。沒過幾天，煬帝又密集地打出一套政策制度的組合拳。先是繼續推行文帝朝的改州爲郡政策，接着又依照古式改革度量權衡。這些改制，大部分在預料之中，朝野並未引起太大反應。
如果把煬帝的改制當作普普通通的新朝新氣象，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兩漢之後再度興起的大一統王朝，聖明過於前代的煬帝，豈能事事皆落陳年舊套。一系列鋪墊動作相繼展開後，煬帝自信而果斷地亮明瞭他的主體動作：改易官制。隋朝官制都是文帝一手打造出來的，實行了20多年，爲啥煬帝說改就改，一點面子也不給老爹留呢?
一、開皇官制的缺陷
文帝開創的開皇官制，主要體現爲三省六部制的確立。但實際上還存在很多缺陷。
其一是官員職權過大。這也是煬帝猜忌楊素的主要原因。隋初的政治體系，處在貴族政治向制度政治的過渡時期，政治運作方式，不可避免帶有舊時代的痕跡。
尚書省不論長官級別、部門事權都處於超然地位，所謂的制衡部門中書、門下兩省，都沒有發揮什麼作用，侍中和納言經常被尚書僕射兼任。楊素當上尚書令，之所以引起煬帝深深的猜防，就是因爲楊素被制度賦予的權力太大，決策和執行權力集於一身的貴臣，存在左右社稷命運的可能性。煬帝身經二十餘年開皇之政，他是個聰明人，自然知道其中弊端。
其二是機構設置不合理。主要體現在三省六部和舊有的九卿諸寺諸臺並行。最突出的矛盾是九寺與尚書各部職能的混亂。九寺是秦漢以來的中央行政部門，主要包括太常、光祿勳、衛尉、宗正、太僕、廷尉、大鴻臚、大司農、少府。隋朝把少府拆分爲太府和將作，又把教育部門國子升爲諸寺，遂成爲十一個部門。在十一寺之外，還有管諫議監察的御史臺，以及專管水利的都水臺。
按照尚書事無不總的原則，這些業務機構都應該併入尚書六部。但隋朝步子走的太大，部門職能並沒有理清，六部起初並不能擔當起事無不總的重任。各種疊牀架屋的寺、臺便理所當然地殘留下來，共同維持着中央行政運轉。
湊合式的行政機關設置，弊端自然很明顯。部門機構重疊、職能劃分不清晰，一件事兩家管，誰也想管、誰也管不好，長此以往，必然造成職權混亂。
其三是政治風氣不正。隋朝政治上承周齊二朝的風氣，長期處於高速運轉、常年應急的狀態。北朝戰爭非常頻繁，從534年東西二魏分裂，到581年隋朝平定諸方之亂，近50年間爆發大戰20餘次。政治風波也是無代不有。北周立國前後，宇文泰對元魏宗室不斷抑制與打壓，宇文護與歷任皇帝的鬥爭，周宣帝誅戮大臣;北齊同樣如此，除了齊後主高緯，幾乎每一代君主登位，都伴隨着血雨腥風。每一次劇烈的政治鬥爭，都對既有政治力量、運作模式和相應制度造成巨大沖擊。
極端的形勢，迫使周齊兩國都形成了高度集權、偏重短期效益的決策習慣。這種習慣有什麼利弊呢?利自然是決策和執行都很快，能夠應對突發事件，特別是軍事方面反應快捷，有利於快速確定政策方向、快速集結力量。但弊端也很明顯，追求快速決策必然經常打破制度，重人的個體作用發揮，而輕視制度的保底作用。延伸來說，極容易造成人治的不良風氣。
周齊兩國的制度精神和政治風氣，給隋朝政風打上深深烙印。隋文帝雖然意識到弊端，答柳昂勸學行禮奏疏時，他自己都說“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澆俗弊，化之然也。”(注：《隋書·列傳第十二·柳昂傳》)但文帝本人也是個心機深刻、性子偏激的人，他的爲政風格，並沒有擺脫這種習慣。
重臣李德林職權地位的忽高忽低，就充分反映出隋朝的政治風氣。李德林於楊堅輔政時投效，成爲文帝的重要幕僚，隋朝建國前夕政局動盪劇烈，李德林屢出奇計穩定大局，深受文帝信任，因此建國後得授內史令，參與機密朝政，地位和職權不亞於官位較高的尚書僕射高熲。
但這個地位很快發生變動。隋文帝要盡誅北周宇文氏皇族，李德林固諫不可，惹得文帝很不高興，自此之後，便備受抑制，不管是朝政事務，還是封爵，都遠遠低於高熲和蘇威。所謂的內史令，也就成了擺設。
李德林其後屢屢對平陳作出戰略規劃的建言，又投中文帝的心思，在開皇八年前夕逐漸翻紅，一時間所有國政大計，都轉向李德林頭上來。文帝甚至激動地說：“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注：《隋書》卷42《李德林傳》)平陳戰爭取得勝利之後，文帝又不顧既有制度限制，把李德林捧爲平陳第一功臣。雖說有楊堅本人性格偏激的原因，但畢竟也反映出隋朝中央視制度如蔑如、以人治爲優先的風氣。其後高熲與李德林爭功、賀若弼在楊廣面前自詡當世名將第一，又自許爲宰輔之材，都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人治風氣蔓延下去，既影響政局穩定，同時也嚴重消解着皇帝的權威，似乎你能幹便可上位，國家制度拿你沒辦法了。這在煬帝心中，都是無法可想的，因之都成爲大業朝改制的動力。
二、大業改制
改制對於煬帝來說，其實還有難以言說的動機。他親眼目睹過北周、北齊兩朝帝王的巨大權力，周宣帝、齊後主那種予取予求、汪洋恣肆的皇帝權威。開皇朝以來日漸繁瑣的行政體系，以及貴臣屢出的政治局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皇帝的權威。自命不凡的煬帝，可以容忍貴臣奢侈放縱，但決不允許他這個皇帝做的縛手縛腳，處處不自在。
也正因爲如此，在正常的官制改革中，煬帝加入了難以言說的小心思。改易內容大體可分爲四個部分。
其一，分化制衡中央諸省。尚書省權力太多，地位太高，煬帝無法容忍。但這個部門太敏感，如果驟然降低尚書僕射的官級，未免影響太大。煬帝便索性不再授僕射之官，改以官級更低的尚書左右丞理事，好讓他們與中書、門下兩省的長官平級。門下省一些侍從機關，如城門、殿內、尚食、尚藥、御府等局，都轉隸給專管皇帝侍從任務的殿內省，門下省擺脫這些細務，成爲專管核心政務的機關，以制衡尚書省。這當然是煬帝猜忌楊素後的改革心術。
其二，控制官員品級。煬帝的核心思想是“兩增一減”，即增加機構、增加員額、減低品級。增加的機構以監察部門爲主，比如謁者與司隸兩臺。主要職能就是刺察中央和地方官員的行蹤，充當皇帝的耳目，實現其個人專斷、獨尊的目的。
增加員額和減低品級是並行的。以祕書省、御史臺、光祿寺、太常寺四個機構爲例，要麼把長官級別降一二級，要麼撤去長官以副職主事，同時又增加一部分品級較低的辦事人員。以卑官理大事，對皇帝來說好處多多。卑官名位資歷都非常淺，相對來說好控制。而升官升爵的利益需求，又使他們對皇帝言聽計從。於是，在不破壞三省既有機制的前提下，皇帝通過控制官員，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皇權的擴張。
此外，看起來疊牀架屋的諸寺機關，煬帝並沒有裁撤，而是根據自己的思路加以升降。原則不外乎是順我者用、逆我者廢。得益最大的是將作監和都水臺。
將作監的主要任事官是將作丞，隋文帝時只是個從七品的小官，煬帝大業三年時連擢兩個等級至從六品，至大業十三年又連擢兩級至從五品。如果說將作監還保留了“降低品級、增加員額”的思路，都水監卻完全擺脫了地心引力，一路躥升。文帝朝都水監長官僅從五品，煬帝大業三年升爲正五品，大業五年又升爲正四品，監內又增置了副手少監，少監也是一路提升，最後配置爲從四品。
這兩個部門反其道而配之，與隋煬帝大造宮殿、開挖運河是直接相關的。雖說是按勞配官，但因爲這兩項暴政不得人心，官級的調整反而更加刺激了官僚階層，逐步讓隋煬帝刻薄寡恩、唯我獨尊的形象普遍地建立起來。
其三，大幅減少勳官。三師(太傅、太保、太師)在隋文帝朝是極尊貴的功臣老將的專利，都是賜予重臣的附加榮譽。即使有個別官員單獨得授這些官職，他們既無實權也不得開府置官，對朝政沒有實質影響。但煬帝全部廢除之。如果非要給這種行爲一種意義，無非是打擊臣子的面子和榮譽，滿足煬帝變態的虛榮心。同時還削減了經濟待遇。開國勳臣及其子弟，至煬帝朝時仍然享有極高的政治經濟待遇。“雄才大略”的隋煬帝對官員們無功而受的爵位和待遇，毫不猶豫地進行了大幅度削減。
例如爵級和軍號。隋文帝時爵位從國王至男共九等，九等之爵分別有不同的食邑、免稅、蔭封等特權，大量的貴族子弟靠這個生活。大概是煬帝覺得如此封賞有濫賞之嫌，遂加以裁減，只剩王、公、侯三等。武官軍號的削減與之類似。舊有軍號從上柱國以至於都督，共設置十一級，分級給予不同經濟待遇。軍號屬於有虛名無實職的級別象徵，沿襲的是北周以來政治傳統，對許多實職不高的官員，靠這個擡一擡聲價也是不錯的。煬帝對此甚不耐煩，全部裁撤。
這兩項改制影響極壞。波及的都是什麼人呢?全是功臣子弟和少壯官僚。大官高爵者或許受衝擊不大，即使做不了虛官三師，也還有三省六部的實際職務可以做，只不過名頭不是那麼響亮。但品級較低的就苦了，原來伯、子、男這樣的爵位，政治經濟待遇全部取消。原本只靠着這點待遇討生活，現在一紙令下全部剝奪，真是令人氣憤之極。而這個級別層面的人大都處於仕途剛剛起步的階段，是各個領域的主要任事者，得罪了這樣的羣體，隋煬帝的政治基礎無疑大受影響。
我們僅舉一個代表人物：蒲山郡公李密。李密襲父爵爲郡公後，曾以貴官子弟入宮中作羽林親衛軍。在不久的將來，李密可以通過禁軍和外軍的相互調換，而逐步步入軍界，或者轉入文官，做個一官半職。這是當時貴官子弟逐次升官的一個主要渠道。大概在煬帝廢省爵級的時候，李密被從羽林親衛軍中趕走，回家做寓公去了。並省爵級具體怎麼操作我們不得而知，但因此次改制而影響了部分青年官僚子弟，似乎是不爭的事實。其四，調整地方行政制度。地方行政體制的調整分兩個部分，一個是撤州設郡。一個是減少郡的屬官。
撤州設郡繼承了隋文帝的政策，但煬帝進行的過於劇烈，幾年時間內，把全部州都裁撤掉，大部分降格爲郡守，少部分無官可做，便降職別作委用了。州刺史是正三品，郡太守則是從三品，即使有地方主官可做，也是普降一級。
撤州的同時還取消了軍府總管，總管原是一州或數州軍事的負責人，戰時可以高效指揮一個區域的軍事行動。省爲郡後，這個機構沒了，改爲在郡設一都尉，負責軍事。都尉與郡守沒有隸屬關係，說白了，這是給地方郡縣設立了雙長官。然而戰爭不僅靠軍事，如果一旦地方有變，郡縣沒有統一的事權，根本無法有效應對。
減少屬官，則是將郡守的兩個主要佐官：長史和司馬，全部撤掉，另立一個新的佐官，叫做贊治。原有州下屬的一些半官方性質的自治官員，也隨之全部撤銷。而煬帝的改易政策中，缺乏對這類人員的安撫內容。減冗官是歷代官制改革的應有之義，但煬帝減的這些郡縣之官並不全是冗官。特別是長史和司馬，是中國數千年封建史中一直髮揮主要事務作用的官員，他們一主政事、一主軍事，這是基層行政的基本分野，省而爲一，確然沒有什麼實際意義。這個所謂的贊治，成爲唯一的郡守副職，在行使職權的時候，仍然要選拔軍政兩方面的具體任事人員，其實仍是長史、司馬的變相存在。所以，從結果上看，煬帝對地方行政體制的改革，除了裁州設郡稍有一點積極意義，其餘全是改改名稱、換換牌子的形式主義。全部用處，只在於打上煬帝執政的特色而已。
所以隋末農民起義與別的朝代起義不同之處在於，起義的領導者中，有一大批是各地的官員，如王世充、李淵、翟讓、沈法興、宋金剛、蕭銑等等。從官制改易的層面，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隋煬帝政治策略發生了系統的失誤而不自知，一點點切斷了皇帝與勳貴乃至普通官僚集團之間的政治紐帶，這是隋末官僚集團發生巨大分裂、進而推動隋朝加速滅亡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