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其實是提供了一些皇帝必須遵守的成製法規，比如善待柴家後人等等，但這也爲士大夫限制皇權、提出批評提供法理依據。宋朝士大夫一直維繫的‘祖宗之法’，從一定程度上讓“官僚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在宋代除享有優厚的物質待遇外，還處於較爲寬鬆的思想文化環境中，這些都爲士大夫政治地位提升、共治天下提供了法理依據，拓展了士大夫參政的空間和手段，促使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產生，更爲士大夫階層限制及綁架皇權提供了支持。因此，可以說士大夫階層是“祖宗之法”的最大受益者，
士大夫集團與王安石衝突之一“三不足”
任何時期的改革從根本上來講，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調整，不可避免傷害到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改革卻往往是以思想文化的改易更革爲先導，從思想文化角度爲改革提供政治合法性。
任何變法都是要在既有的主流政治文化環境下進行的，想要變法獲得成功，要獲得合法性必然要搞好主流政治文化之間的關係。爲了從政治文化上獲得支持，王安石採取的策略仍是在士大夫政治文化之內進行“託古改制”，但仍然被反對派從政治文化予以攻擊，針對反對派從政治文化層面提出的攻訐，王安石則以“三不足”精神及其理財思想進行破局。
“三不足”精神是王安石變法的支柱，從現代來看“三不足”其實就是常識，但在當時敬天法祖的主流文化之下，這就關乎宋王朝整個政治合法性，所以“三不足”無異於對於王朝根基的釜底抽薪，是帶有大逆不道的反叛性的，這在當時士大夫羣體中應該是諱言的，更談不上光明正大地獲得士大夫集團的支持，因爲要是士大夫支持了，就變相的會削弱士大夫集團的權力。
一、天變不足畏
王安石變法之初，那些反對派的官僚士大夫們便都以“天變”爲藉口勸說宋神宗放棄新法。如御史中丞呂誨在熙寧二年六月，曾上疏宋神宗，認爲“方今天災屢見，人情未知，惟在澄清，不宜橈濁。”“固無遠略，唯務改作”，這樣會使得朝廷不得安寧，富弼也曾因爲用人一事上向宋神宗說“所進用者多小人”，導致“諸處地動、災異”，認爲應該停止變法，保持“宜且安靜”。
面對反對派借“天變”來反對變法，王安石始終堅持“天變不足變”的觀點。王安石曾在熙寧三年的時候，重新整理了“洪範傳”給宋神宗，希望以此來說服宋神宗取消對“天變”的恐懼，堅定變法的決心。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爲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在寧七年又發生了旱災，雖然這不是變法導致的，雖然自然災害一直都有，但是隻要在王安石主政變法的時候出現，都一樣會被作爲攻殲新法的理由。
士大夫及皇帝都堅守“敬天畏天”的原則，“天命觀”是北宋政權來源合法性的重要支持，所以呢，宋神宗爲了獲得合法性及士大夫的支持，必須要對此原則堅守不移。王安石爲了變法卻提出“天變不足畏”的說法，這樣不緊容易動搖趙家的合法性，更會動搖士大夫集團參政的權力，反對派之所以反對“天變不足畏”，是因爲“天變”是士大夫用來限制及綁架皇權的政治資源。
《富弼傳》載，王安石在熙寧二年(1069年)的二月，就曾發表過災異是天數，和人事無關的言論，富弼卻說“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
士大夫集團往往以“天變”來批評皇帝，規範皇權的使用及皇帝行爲。士大夫當然不可能放棄這個讓他們能夠與皇帝“同治天下”的政治支持。因此，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的思想纔會招致反對派士大夫激烈的反對。
二、祖宗不足法
王安石的改革決心是堅定的，但反對派士大夫爲了自身的利益，肯定要對“祖宗之法”進行維護，司馬光就指責王安石“盡變祖宗舊法”是“生事”，用漢初蕭何、曹參相繼爲丞相所實行的“蕭規曹隨”的政策，提出“袓宗之法，不可變也”的主張。
而且當時的諫官範純仁、御史劉摯、樞密使文彥博都以王安石變法廢除祖宗成法，使“民心不守”，認爲“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特別是因爲利益的關係，太皇太后曹氏也向神宗施壓“祖宗法度，不應讓王安石輕加改變”。面對反對派對於祖宗之法的守成之論，王安石予以反駁認爲“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改變?”
當然了，王安石雖然表示對祖宗之法應該要隨時修改，以應變當下，但也並未否定所有的袓宗之法。因爲祖宗之法在北宋相當於憲法地位，是維繫王朝、規範君臣關係和權力劃分的根本準則，所以在宋朝自皇帝至大臣沒有人敢直接否定祖宗之法，這無異於挖掉了北宋的統治根基，作爲當朝大員士大夫集團的一員，王安石也只敢修修改改，不會去直接否絕。
王安石之所以要對“祖宗之法”開刀，實際上是從傳統政治文化中尋找能支持他改革的一種支持，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正確性，合法性，這個也是歷來改革者的策略。
三、人言不足恤
人言其實指的是所有人的言論(話語)，不恤人言就會顯得狂妄，有壓制言論、獨行專制之嫌。而“流言”就是沒有過思考就批判別人的言論，人云亦云、不知所謂的粗淺議論，王安石認爲這些流俗之語不必去在意什麼。
《熙寧奏對日錄》記述：認爲人主要治理天下事、操控流俗之人爲己所用，應該像運甕一樣，“當自拔於流俗之外乃能運之”。
諫官範純仁在熙寧二年彈劾王安石的奏章中，就說王安石“鄙老成爲無用之人，棄公論爲流俗之語”。當時的參知政事趙忭在熙寧三年彈劾王安石的奏章中，也說“安石強辯自用，動輒忿爭，以天下之公論爲流俗之浮議”。御史中丞呂公著在反對青苗法的奏章中說，當今的“賢者”全都以推行青苗法“爲非”，而“主議之臣乃以爲流俗浮議不足恤”。任監察御史裏行的劉摯在反對免役法的奏章中說：“今天下有喜爲敢爲，有樂於無事;比以此爲流俗，此以比爲亂常”。
士大夫集團與王安石衝突之二“利益”
王安石在面對北宋當時積貧積弱、內焦外困的局面，王安石重視實踐精神，王安石多年在地方當官，瞭解地方貧民因賦役、借貸而失地，土地兼併之事，達官顯貴卻通過蔭庇逃脫稅責的漏洞。因此，提出只有發展生產，即讓失地農民能夠耕於畎畝，才能達到富民富國的目的，而且王安石很重視國家財政制度的改革，對於理財上不拘於傳統儒家文化規範中的“重義輕利”，而是重視理性實用的理財思想，這些思想也在變法的具體措施中如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行條貫等等。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蓋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王安石提出國家借貸於民，使其免受兼併之苦和高利借貸的剝削，而能度過難關，確實正如司馬光所言會“侵奪民利”，但是這裏除去少部分民利被侵奪之外，更是對於士大夫政治無異於籤底抽薪，挖掉了士大夫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思想文化上的衝突，都以儒家仁義爲標，都認同對民衆施行仁政，但實際上政治文化上有根本不同。
反對派司馬光更認同經調和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更重視作爲統治階級的士大夫，以此來維護政治系統的穩定。而王安石則更追從儒家經濟上養民惠民仁政的原典，從下層民衆生存問題出發。打破了士大夫階層的經濟基礎，也就是破壞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經濟基礎，當然會引起政治系統內部衝突，使得決策的反對異常激烈，而且決策的壓力往往不是來自外部環境，而是來自處於決策中心的士大夫內部，也就是說，隨着王安石的變法越發深入，士大夫集團的反對越強烈，從變法內容的發佈時間及反對聲音就能看出。
一、青苗法
“青苗法”是由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九月施行，其主要內容是：諸路以見存常平、廣惠倉的一千五百萬石錢各爲本，如是糧谷，即與轉運司兌換成現錢，以現錢貸給廣大鄉村民戶，有剩餘也可以貸給城市坊郭戶。民戶貸請時，須五戶或十戶結爲一保，由上三等戶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貸請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貸請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別於五月和十月隨二稅償還，各收息二分。
雖然宋朝鼓勵大家多讀書，但是讀書在古代卻是一個奢侈的事情，能上的起私塾都是官宦人家，就算是有錢的商人，在古代的時候因爲地位低下，就算有錢，也是很難找到老師來教自己孩子的，所以當時整個官場，上至宰相下到地方縣令都是由勳貴們把持着。
上有政策下就有對策，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特別是在古代交通極度不便的時候，中央政策是收兩分利，州府就敢收三分利，縣衙就敢收四分利，五分利，這樣一來還是豐厚了官員的錢包。而且宋太祖趙匡胤並不仰止土地兼併，土地兼併愈演愈烈之下，世家豪門土地越來越多，那麼“青苗法”實施起來，這些錢都會落入這些世家豪門手裏，因爲田地都在他們這羣人手裏，他們有着各種政治資源，這些人羣可以真正的獲得二分的利息，衆所周知，宋朝商業發達，這羣人就會拿這筆錢做生意，或者再次放貸出去，貧富差距只會越來越大，明面上國家收入是增加了，但世家豪門收入更多，所以“青苗法”實施之後，士大夫集團反對之聲算是較小，更多是在矇頭發財。
二、免行條貫
王安石推行“免行條貫”之前，大宋皇宮和權貴們的一切採購，尤其是在開封城的採購都是不花錢的，各商行必須爲官府和權貴們無條件地奉上他們所需要的商品，這些採辦所需的東西，均由京師諸行供應，這些供應基本上所有的行業只能保本，甚至有的會虧損，但這樣一來，官吏們就有機會上下其手，索取財物，各行所費錢財往往在官府所需物資的十倍以上，多出來的供應就被各個皇族、後族、勳貴瓜分，歷朝歷代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王安石主持的“免行條貫”在開封商行中實行之後，各行按照收利多少交納免行錢，免除行戶對官府的供應。也就是說，商戶們繳納免行稅之後不再向官府和權貴免費供應任何商品，官府那怕是皇宮之中買商品，都要由當時的市易司估定物價高低，按價購買，這樣一來就損害了既得利益者所原本的利益。
“免行法”確實爲朝廷增加一批收入，同時對商人也較爲有利，但是皇族，後族，以及其餘勳貴們不這樣看，因爲他們這一羣人是被打擊的對象。從恣意勒索和從中漁利局面變成要花錢了，“免行法”實行之後，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最後連皇族後族都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之下，作爲皇帝的宋神宗也只能罷免王安石，停止一切的新法。
王安石開始變法，士大夫集團與皇帝是達成了共識的，認同和通過改革來解決但是北宋時期的各項弊端，士大夫集團內部在同意進行改革除弊之下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如關於改革的具體方案以及政策施行的規模及緩急等，使得士大夫內部出現分化。這種分化在涉及基本體制的大規模變法中日益激化，並最終形成變法派和反對派的新舊黨爭。
北宋時期的新舊黨爭和其他朝代的黨爭又有着極大的差別，如東漢黨錮、明末黨爭及唐代牛、李黨爭都有宦官勢力的影子，其他朝代的黨爭“宦官操縱黨爭”都不一樣，
一、理念的分歧導致黨爭的形成
王安石變法之前士大夫階層都能認識到當時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例如“三冗”問題便是弊政的集中體現，“以天下爲己任”的士大夫都懷着高度的責任感都通過上書來批評時政、指出問題所在。面對這些社會問題，士大夫都主張通過改革來匡救時弊，實現富國強兵，不管主張變法的新黨還是反對變法的舊黨對社會問題的存在及改革的必要性並無分歧。
新舊黨爭主要政治分歧集中在如何改革，改革的重點以及施行的緩急等方面，在王安石變法中，面對“三冗”造成的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的相同問題，變法派與反對派卻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王安石主張通過“理財”，就是發展生產以增加財政收入，其實質是以“開源”爲主，司馬光等反對派則主張通過減少皇帝曰用開支及對大臣的俸祿、賞賜來“節流”。
蘇軾的《嘉佑制策》中，對於“三冗”問題建議從皇帝開始節用，精簡官制，以減少冗費。在經濟財政方面，主張輕徭薄賦，發展生產，反對擴大稅收，爲促使民間經濟的正常運行主張廢除國營專賣。司馬光則主張在經濟財政上，主張“摒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有這種分歧其背後有政治文化差異的影響，不管是王安石爲代表的變法派和以司馬光爲代表的反對派，在國家危機時刻都抱持着匡扶濟世的政治責任感，這無疑是北宋士大夫共同特徵。
北宋財政不足除卻“三冗”及對外賠款的支出巨大之外，從財政收入上也由於兼併之家及官宦之家的偷逃賦役而有所減損。所以從蘇軾、司馬光較爲保守穩健的改革措施來看，他們並未觸及這部分人的利益。那所謂的輕徭薄賦其實對於失地農民並沒有什麼意義，同時也不會改變小地主被豪族地主吞併的命運。
我們都知道，北宋當時決策中的士大夫大多是大地主階層，因此對於政治系統的支持及需求的壓力來源大地主階層和富商豪族，這裏就能看出蘇試、司馬光的建議雖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當時積貧積弱的問題，但是也不會影響社會各階層對於政治系統的支持，處於一種保守的政策。
王安石的變法派在理財上不同於蘇軾、司馬光的傳統的節流看法，而是偏向於開源，即是通過促進民力、發展生產來達到國富民強的目標，即是他所謂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其實這個並沒有問題，在現代常識裏就知道生產發展是增加財政收入的根本途徑。
但反對派則認爲王安石所說的國富民強之論，只不過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管桑之術，是盤剝民利的暴政之術，黨爭開始慢慢形成。
二、“共治天下”一事激化黨爭
北宋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形成了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士大夫對於國事決策及參與就更無所顧忌、甚至設有專門機構專職批評諫議皇帝，雖然這樣容易出臺較好的國策，但同時士大夫之間的政見分歧也容易造成黨爭。初期這種分歧最終決定權仍由皇權掌握，王安石變法之前的宋朝皇帝對待黨爭的態度，基本上是默許和作壁上觀，以達到使臣下相互牽制的目的。
“共治天下”是北宋士大夫集團與皇帝共治天下演生出的一大政治特徵，但是隨着王安石的變法，宋神宗從裁判變成了參與者，衆所周知，王安石變法的前期是得到了宋神宗強有力的支持，正是因爲有了宋神宗的強力支持，王安石變法的許多政策才能來的又快又兇，雖然士大夫集團是同意了王安石變法的要求，甚至是支持的態度，卻也打了士大夫集團一個措手不及，這樣一來導致士大夫集團其實是站到了宋神宗的對立面了，因爲宋神宗此時已經是參與者，對於黨爭，王安石起了很大的作用。
爲什麼這麼說呢?可以從宋神宗和司馬光的對話可以看出，上曰：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三人共爲天下耶?
王安石的外號大家都知道是“拗相公”，認爲自己是對的，聽不進別人的建議以及意見，做任何事情都是自己一手包辦，特別是變法的具體內容，從制定到實施都是由自己一手操辦，這樣一來，就和宋朝的政治文化想悖論，本來都是由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王安石一來就變成了王安石和皇帝共治天下了，其他人就得一邊聽從吩咐就可以了。
王安石在變法中所做的這些事情，已經嚴重威脅到整個士大夫階層的利益了，這就造成了反對派對變法的愈加阻燒，對新政的施行產生更大的影響，宋神宗爲使變法順利進行，只好更加堅定不移的站在王安石背後，但是反對派在面對權力的失去愈發不滿，使得變法中的黨爭呈現出一些新特點，就是宋神宗也置身黨爭之中，讓整個黨爭漸趨激烈，直到宋神宗無力抵抗整個士大夫階層，只好投降認輸，罷免王安石，啓用司馬光。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很有代表性的一次變法，這次變法的範圍之廣，影響之大，爭議之大都是世間少有的，王安石變法從思想基礎上，雖是託古改制，但仍是對當時主流士大夫集團治國政策所偏離，因此也受到士大夫集團的反對，整個變法的過程都是由於政治理念上的衝突，最終導致政治分裂形成黨爭，隨着宋神宗無奈之下罷免了王安石之後，士大夫集團部分人因此嚐到了甜頭，導致黨爭愈演愈烈從而形成爲反對而反對的局面，降低了整個北宋政治系統的穩定性，爲以後北宋迅速衰亡埋下了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