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寺之變便是唐朝唐文宗李昂時期朝中大臣與內廷宦官之間的鬥爭，由於唐文宗時期宦官勢大，權傾朝野，唐文宗感到深受威脅，故在宰相李訓的建議下，設計清剿宦臣，以絕後患。唐太和九年十一月，以李訓爲主導的朝廷之臣在唐文宗李昂的暗中支持下策劃了一場剷除以仇士良爲首的宦官太監的事件。史稱“甘露之變”。
在此次內朝宦官與外朝大臣的鬥爭中，以甘露寺之變的失敗而告終。外朝大臣包括宰相、節度使、京兆少尹等盡數被誅殺，朝中大臣但凡是與此事有着一絲一毫的關聯的，也盡數賜死，以仇士良爲首的宦官集團爲保險起見，以防其後人報復就連朝中大臣家中的婦孺兒童也並未放過，可謂是株連甚廣。震驚一時。
若談“甘露之變”，必定少不了大宦官仇士良與“失意宰相”李訓的身影，仇士良，字匡美，廣東興寧人。其在當政期間，對上諂媚至極，對下橫徵暴斂，唐文宗時期，文宗無法掌握朝政大權，爲宦官仇士良的傀儡，受到仇士良的控制。其在朝當政二十餘載，官職從內外五坊使的小官一直做到左神策軍中尉，任職期間一共殺害四個宰相、一個皇妃、兩個唐王，在當時可謂是權勢滔天、兇殘至極。
在《中國名人大詞典》當中有着這樣的記載，仇士良其人在職期間貪污無數，富可敵國，但是其人十分聰敏，知進退、識大體。所以，在其20餘年的官場生涯中，獲得在位的唐王朝各個君王的褒獎、獎賞不斷，得以迅速升遷。其晚年多次告老還鄉，終年63歲，死於故鄉之內，其死後，唐王室念其平日之功勳及其曾保衛王室之功追封其爲揚州總督。可謂是得到一個善終的結果。
當朝宰相李訓其人，字仲言，其祖父爲前宰相李揆，李訓其人極其善於鑽營，富有謀略，在《新唐書·李訓傳》中，史官將其描述爲少有大志，在朝做官時，對於皇帝的心思揣摩的極爲細緻。在唐文宗對宦官表示出不滿、以及想要將宦官集團除之而後快時，其抓住時機，在李昂身邊的朝政大臣都畏畏縮縮、無人可用時，其可謂是挺身而出，雖然李訓設計的“甘露之變”最終失敗，自己也落了個被誅殺全家的下場，但是其這種敢於謀事敢於做事的態度和精神，是值得我們借鑑和思考的。在當時宦官勢大的前提下，毅然敢於同宦官集團“亮劍”，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
從上面的介紹可知，仇士良其人的狡詐及其聰慧，所以，“甘露寺之變”的失敗也是情理之中。文宗過於急迫的想要掌握權力，宰相李訓也沒有從長計議，便匆匆的實行了極爲冒險的“除宦計劃”。導致此次計劃的失敗。公元835年11月31日，“甘露之變”序幕拉開，唐文宗李昂上早朝時，宰相李訓安排將領左金吾大將軍韓約上奏朝廷，言道，在後朝庭院當中栽植的石榴樹上有着衆多的甘露，是天佑我朝，實爲祥瑞之兆!宰相李訓與朝中知曉此事的大臣全都假意稱讚，並提議唐文宗應率文武百官前往後朝庭院中去觀賞祥瑞之兆。
唐文宗便率重臣前往後朝院落中，宰相李訓早已在庭院屏風後設置兵士等待擊殺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等人，但是還未來得及行動，仇士良等人便發覺了將軍韓約的異常，其還未領到庭院石榴樹處，便已大汗淋漓，又適逢有微風將庭院中的帳幔吹起，仇士良等人便發現了隱藏在後面帶着兵器的士兵。，隨即宦官四散，奔走而逃，仇士良大喊“你們是要造反嗎?”恐嚇住旁人，趁機逃跑。隨後，前去尋找文宗李昂，直言丞相李訓等人要造反，文宗只得“借坡下驢”。在仇士良等宦官的護送下返回內朝，關閉宮門。丞相李訓眼看無望殺賊，便換裝便衣逃出京城。
仇士良等人待混亂平息後知曉此事有着唐文宗的參與和授許，大聲斥責文宗的蠢笨，文宗不敢與其頂嘴，回言。仇士良又命其手下率領一千禁軍前去捉拿誅殺宰相李訓以及中書省尚書省等參與其中的官員及其家屬。最終，“甘露之變”以外朝大臣的失敗而告終，自此之後，宦官們更加飛揚跋扈，對於文宗的頤指氣使更甚。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權，以及皇帝的廢立。
那麼，李訓爲何會誅殺奸佞之臣失敗，從而導致甘露之變成爲外朝大臣犧牲的墳墓?筆者認爲有着以下幾點的原因：
其一，當時發生的時間是在朝會之時，甘露政變發生在文宗常參朝會之上。根據唐朝制度,皇帝上朝都有仗衛。其中仗衛的部隊有衛、五仗,都由金吾衛將軍統領,另外還有千牛衛仗。如此隆重的朝會儀仗,在唐朝前期是可能的。但是到安史之亂後,唐朝由盛轉衰,隨着府兵制的徹底崩潰,朝會中所謂的衛、五仗、千牛衛根本無法施行。唐代後期充當朝會儀衛的部隊主要由官健組成,在文宗太和年間大概只有二百多人,後來才發展爲四百多人。
從上史料可知，在文宗太和二年的時候,首次出現了官健充當仗衛,起先是二百人,後來擴充到了四百四十多人。實際上,早在代宗大曆十四年,金吾衛充當仗衛的軍隊己經崩潰,如:"大曆十四年韋月敕:左右金吾引駕仗衛等,乘前來,抽充番將軍手力,及都知判官等處,並承旨省中丞符驅使。仍取資課,供用禁衛人,不合擅離職掌。自今後,宜一切停止。"由此可見,到了文宗時期,朝會仗衛只剩下了金吾衛。金吾衛經過重新調整,仗衛的人數在四百四千人。
當時李訓命郭行餘和王瑤將各自部曲佈署于丹鳳口外,可到了緊急時刻,只有王理的河東部曲到達含元殿,而郭斤餘的鄉寧部曲沒有來。既然宮口是由宦官率領的監口衛看守,那麼,河東部曲是怎麼進來的。凡進入宮殿口者,都要出示身份證明,但是,在唐德宗貞元八年十月的時候,有一項規定值得注意,就是重新讓金吾衛設置口籍,即在貞元八年前曾經廢止過。從後來韓約擔任左金吾衛大將軍,可能就是爲了河東、郝寧二鎮之兵方便入宮而準備的。
《舊唐書 文宗紀上》載,韓約在太和元年擔任過安南都護，可是由於他管理不善,很快就被趕了出來。可見,這個人的軍事管理能力很差。後來李訓看到韓約失敗,用賞賜作爲誘巧,企圖讓金吾衛隨他一起保護文宗,結果只有"金吾衛十數人,隨訓而入",鄭見一斑。李訓任命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就是爲了在皇帝朝會之時,讓他統領所有的仗衛部隊,消滅宦官。因爲左右金吾衛大將軍是在朝會時輪流值守。然而卻因爲韓約擔任左金吾大將軍的任期太短,而無法徹底統領金吾仗。故而,金吾衛仗衛之軍能否徹底掌控是兵變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二，李訓的計劃是在左金吾仗院內將宦官全部消滅,同時爲確保文宗安全,派河東、鄰寧二鎮部曲保護;韓約失敗後,雙方在含元殿內搏殺,最後宦官集團掌控文宗,將其擡入宣政口內結束。同時也表明,李訓策劃的軍事政變徹底失敗。隨後仇±良等人調集神策軍入宮,對南衙官員展開清洗行動。含元殿之後,即爲宣政口。仇士良等衆宦知道真相後,趕忙從左金吾仗院內跑出,急忙趕回含元脅擡着文宗的鸞駕就往宣政口的方向跑。監口衛守着宣政口,而監口衛將軍是由仇士良的下屬劉漠澗擔任。
仇士良自然要向自己的集團靠攏。那麼宣政口的開關鑰匙又是什麼人掌管呢?甘露之變過後,天明,羣臣上朝,當時宣政口關閉。隨後閣口使馬元贊開口,喚仗,任命張仲方爲京兆尹。《資治通鑑》裏記載更爲明確,其曰:"是日,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根據這兩條史料可以看出,在甘露之變後,仇±良集團暫時控制了官員的任命權,而張仲方是通過馬元讚的傳達,被任命爲京兆尹的。
因此,馬元費是聽命於仇士良的,他二人應該也是一夥。所以,當時情況緊急之時,仇士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親信馬元贊控制的閣口。衆宦擡着文宗的鸞駕從東上閣口進入內廷,順理成章。起初,李訓並未考慮宣政口控制的問題,因爲宦官掌握的監口校尉守衛宣政口的人數也就數十人,而他謀劃在含元殿內保護文宗的部隊有河東、鄉寧二鎮部曲數百人。可是正是這一個小小的疏忽,使他的計劃徹底失敗,因爲他沒有考慮突發情況。所以，宣政口的爭奪也是兵變成敗又一因素。
在甘露之變後,李訓集團敗亡,宦官重新擡頭,並且獨大,形成了短期的宦官全面專權局面。雖然後來,其權勢稍有收縮。但是皇位繼承權卻被他們牢牢的掌握住了。到昭宗時期,出現公開廢立皇帝的局面,最後被南衙宰相和藩鎮聯合消滅,但是其後唐朝也走向了敗亡。總之,甘露之變是唐朝中期的一件大事。它所反映的是唐朝政局的走向,同時也反映宦官專權的新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