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杞，出身於赫赫有名的范陽盧氏，是個世家子弟，盧杞祖父盧懷慎是開元初期名相，爲人謹慎持重，做姚崇副相，二人配合默契，重大事情上，盧懷慎從不發言，以致於落得個“伴食宰相”的綽號。其實就是讓姚崇的才幹有一個充分施展空間，自己做好善後即可，對比宋明諸相黨爭以至大亂，這種模式保證了朝廷的正常運轉，是相當不錯的。
父親盧奕爲玄宗時期的東都御史中丞知武部選事。安史之亂中，叛軍攻打東都洛陽，官吏大多逃散，玄宗派遣安西節度使封常清爲大將，臨時在東京招募了一些士兵東出潼關，欲守洛陽，因抵敵不住，退至陝郡。李憕臨危不懼，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詢在叛軍未到之前，組織、軍民加固城郭，安撫士卒，準備堅守抗敵。無奈兵微將寡，城池破陷。河南尹達奚珣投敵叛變，而李憕和盧奕誓死不降。土卒們遇敵四處逃散，只剩下他一人鎮定自若地坐在留守府衙。盧奕事先讓家人妻小帶着官印悄悄去了長安，他自己穿戴整齊，坐在御史臺中。安祿山入城後，將李憕、盧奕和採訪判官蔣消三人殺害。
盧杞有口才，但十分醜陋，臉如鬼，呈藍色。居常衣食寒磣不以爲恥，人們不知其矯情，都說他有乃祖盧懷慎遺風。後出任虢州刺史。曾上奏稱虢州有官豬三千頭，人民負擔不起而成患，德宗說：“把它們遷到沙苑去。”
盧杞說：“沙苑地在同州，同州也是陛下的百姓。臣以爲不如宰殺吃掉爲好。”皇帝嘉獎道“：身爲虢州刺史還考慮到別的州，是宰相之才啊。”於是詔令將豬賜給貧民。皇帝也就有意要委以重任了。不久，召盧杞爲御史中丞，凡有論奏，無不合皇帝的心意。過了年升爲大夫，不到十天，又提拔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盧杞得志以後，陰險狠毒的一面漸漸表露出來，忌妒有賢德的人，猜疑有才能的人，稍稍冒犯了他，不將人置之死地不罷休。他想樹立威勢，乃脅迫衆人以示自己的權威。
那麼盧杞爲何不對郭子儀及其家屬動手呢?在小生看來有三點原因：
1、時間對不上，盧杞是這一年的二月坐上的宰相之位，而郭子儀在這一年的六月去世，這中間間隔的時間比較短，盧杞剛當上宰相，權力並不穩固，因此他的敵人還只是那些在官場上和他作對的、阻礙他的官員，郭子儀兩年前就退休了，明顯不屬於這一類人。
2、郭子儀對代宗和德宗的支持，安史之亂中，代宗李豫和德宗李適先後任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和兩代皇帝配合默契，佐時爲廣平郡王的李豫收兩京河南，佐時爲太子李適再復長安驅逐吐蕃平定叛亂。功則歸君，過則己責。郭子儀和兩代皇帝亦師亦友，感情深厚。同時，安史之亂以後，國勢衰微，皇帝對重臣大將日漸猜忌，導致如李光弼畏懼不朝，僕固懷恩叛亂，郭子儀的存在，給了那些如履薄冰的勳臣以希望。朝廷對於他們還是倚重和信任的，郭子儀的象徵意義，也保證了他和家族不被迫害。有利於唐朝的國勢維穩。
3、郭子儀靈敏的政治嗅覺，使得他在權臣、寵宦、和強藩之間遊刃有餘，隨藏器韜光，隆污一致，對比張九齡和顏真卿的剛直口諍，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善惡終有報，盧杞的狡詐陰毒，即使國事受挫、國主受辱，他依然恣肆妄爲。後來雖遭貶斥，但皇帝仍時刻唸叨他。到興元元年(784年)下赦令，不久升他爲吉州長史。盧杞說：“皇上定會再用我。貞元元年(785)，詔令任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該替皇帝起草詔書，不肯寫這一詔書，對宰相說“：盧杞違背天理，使皇上流離失所，已萬幸赦他不死，如今再把一個大州交給他，大失天下之所望。”宰相不高興了，就召別的舍人起草，袁高堅持，此詔書不得下發，這時，諫臣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人共同議論，都說盧杞之罪四海之人都鄙棄，現在再起用他，會使忠臣寒心，良士痛骨，且一定會再啓禍端。他們的話極爲懇切中肯。皇帝對宰相說“：給盧杞一個小州可以嗎?”宰相李勉說“：陛下要給他大州也沒什麼難的，但怎樣平息四方的責難呢?”於是詔令爲澧州別駕。
後來，唐德宗對臨危受命回朝輔政的李泌說：“袁高他們議論了盧杞的事，我已同意他們了。”李泌叩頭慶賀說：“前些日子，外面議論陛下有如漢朝的桓帝、靈帝，今日才知陛下是堯舜一樣的國主啊。”皇帝聽了很高興。盧杞最後死在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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