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曹丕的故事，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千百年來流傳的一個關於道德教育故事，這個故事告訴人們，凡事應該遵守公序良俗。《三字經》中“融四歲，能讓梨”即出於此。孔融，字文舉。今山東曲阜人。東漢末年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家學淵源，爲孔子的二十世孫，他的七世祖孔霸是漢元帝的老師。父親孔宙，曾任太山都尉。孔融少有異才，勤奮好學，受到名士李膺的讚許。漢獻帝即位後，任北海相，時稱孔北海，孔融喜抨議時政，言辭激烈，後因觸怒曹操而被殺。
“建安七子”之名最早見於曹丕的《典論·論文》，文中有：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自以騁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這種說法後漸流行開來。今人多認爲將孔融列入建安七子，很不協調，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年齡。有人認爲七子並列，孔融較其餘六人年長很多，不是同一輩的人;二是與曹丕的關係。孔融之外的其餘六子都與曹丕的關係非常親密。
那麼，曹丕爲何要將孔融列入建安七子?雖然，後人認爲憑孔融的文學成就是不足以列入建安七子行列的，但在分析孔融被列入建安七子之因時，應分析曹丕眼中的孔融。對於那些認爲孔融列入建安七子很不協調的原因與時間因素密切相關，我們可以分析截止曹丕寫《典論·論文》時，當時社會上已經聞名顯盛的人，從中尋找曹丕這樣列舉的線索。並且，在分析曹丕把孔融列入建安七子的原因時，我認爲應當對《典論·論文》及史書的文本進行分析，這樣的結果應當比較可靠且確切。
一、孔融符合入選“建安七子”標準
關於曹丕寫《典論·論文》的時間，有證據表明應在建安二十二年。在文中不僅論文論人，而且還表達了他對那些文人的欣賞及對他們逝世的痛惜哀思之情，這從原文、《三國志》卷二十一《魏書二十一·王粲傳》及《三國志》卷二《魏書二·文帝紀第二》中可以看出。所以，可以說曹丕所說的“今之文人”應該是當時社會上名聲顯勝但都已經去世的文人，再從中選出他眼中大家可能公認的“一時之俊”，也就是說這個“一時之俊”固然有他偏愛的因素在內，但也必須是社會認可的。總結其入選標準如下：
有文才，有一定的聲望;在《典論·論文》成文之前已經去世;入選之人會得到大家認可，無損曹丕在文中表現出的公正形象;曹丕自身的喜愛。當時頗有文名的除了建安七子之外，還有三曹、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儀、丁廙、楊修、荀緯、吳質、應瑒的弟弟應璩等人。曹丕是以魏王世子的身份評天下文人的，出於自重身份，當然不可能把三曹列入其中。而邯鄲淳、丁氏兄弟、楊修都屬於曾與他爭奪太子之位的曹植一派，出於這種感情因素，也不可能提到他們。繁欽、荀緯、吳質、應璩分別是在建安二十三年、黃初四年、太和四年、泰始五年去世。而路粹固然有高才，但當他運用文才羅織孔融罪名致其枉死之後，“人睹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這樣一個人，曹丕雖然與他私交不錯，但當他秉公正之名俯看天下文人時，也不能夠違天下人之意把路粹列入其中。
所以，曹丕從“今之文人”中挑選“一時之俊”時，雖然有隨意性和偶然性，但也是按照其評選標準來選的。在此背景下再來看孔融。孔融的事蹟大略有這樣幾件：十六歲時，收留了本要投奔其兄的黨錮中人山陽張儉，事件泄露之後，一家爭死，“融由是顯名”;朝廷覈查貪官時，“融多舉中官親族”，“言無阿撓”;董卓時，“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出任北海相時“爲賊管亥所圍”，後來得到當時的平原相劉備幫助，出兵三千人才解圍;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剩下幾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孔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阻止給馬融加禮;阻止恢復肉刑;阻止向劉表問罪;阻止給皇帝的兩個兒子“修四時之祭”;多次嘲諷曹操。
在探尋孔融顯名原因時，有這樣三個因素值得關注:一是孔融出身名門;二是孔融因收留黨錮中人獲罪當死但沒死，因此名聲大振;三是孔融多次忤逆上司或是最高上司(皇帝)。這一點符合當時社會評鑑人物的標準，這成就了孔融的盛名，也爲他贏得了天下人的敬重，但也成爲建安十三年被殺的因素之一。擁有高名的孔融獲得了很高的社會政治地位，“爲侍御史”，“拜中軍侯”，“遷虎賁中郎將”，“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這樣看來，受世人敬重的享有聲望的又有才名的孔融是符合入選“建安七子”標準的。
二、曹丕出於自己的特殊喜好
我們再細看《典論·論文》文本。首先，《典論·論文》開篇即曰:“文人”如何，“今之文人”如何，實際上說它是一篇文人作家論並不爲過。這種主要以作家爲評論對象的文論，是由東漢以來的人物評論的風氣演變來的，只是把品藻的標準變爲文辭的罷了。論文實際上就是論人，既是論人就不可能不受到當時品人標準的影響。曹丕說:“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這其實受當時品人標準的影響。
東漢議論人的品性有清濁之分，所以論文也就“清濁有體”了。那麼，“高名清才”的孔融被曹丕列入建安七子的行列也不是一件希奇的事。第二，當我們對《典論·論文》的文本進行分析能夠發現曹丕對文及對文人批評的標準。曹丕在《典論·論文》裏，提出了“文氣說”，認爲纔有巧拙，性有清濁。他說:“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可見，曹丕非常重視作家“文氣”的有無。而孔融的文章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氣盛”。《文心雕龍·才略篇》也說:“孔融氣盛於爲筆。”曹丕對特別喜愛的孔融評價是“孔融體氣高妙”。而他人則無此賞譽。第三，中國的文學批評，與當時的政治思想保持着密切的關係。《典論·論文》作爲最早的系統性的文論，實際上還是從政治實用的角度出發的。例如在《典論·論文》裏，曹丕提出的文體分類及其各自特點的思想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這裏曹丕列舉出八種文章，分成四類，分析了它們各自的特徵，即後世學界稱之爲“四科八體”說。到陸機的《文賦》中，就把這一理論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這體現在正文的第五段:“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譎誑。”將這兩種論述比較可以見出，陸機提出的這個“十體”說，與曹丕的“四科八體”相比，在各類文體的具體排名次時，曹丕是將純文學的“詩”、“賦”二體排列在八體最後，而把朝廷的應用文體“奏”和“議”放在最前。
到陸機的文體論，則把這種次序完全顛倒過來了，最先排列的是“詩”和“賦”，最後纔是“論”、“奏”“說”。這也從另一個層面反映了陸機對審美文學的認識和重視確實比曹丕前進了一步。換而言之，曹丕的“論文”還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遠不如陸機的審美認識純粹。曹丕把孔融列入建安七子恐怕也出於他個人的喜好。《後漢書·孔融傳》:“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嘆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
由此可知，曹丕將孔融列於建安七子之中，並列於首位，實際上是有他自己個人的愛好因素在內的。當然，在我們今人看來，如果單純從文學成就上講，最有資格作爲建安文學的代表的當是王粲和曹植。但選建安七子作爲建安時期文人的代表並將孔融列爲榜首，這本身就是曹丕的一家之言，有他的片面性，因此會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可以這麼說，曹丕選這七子爲建安文學的代表，並非以與自身個人關係是否親密爲標準，也並非以年齡作爲參照，他是受當時評鑑人物風氣及社會思潮的影響;他將孔融列爲建安七子之中且爲榜首，應是出於自身的特殊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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