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元朝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一、元朝儒生受歧視?
元朝一樁常讓後世讀書人淚奔的槽點，就是“儒生受歧視”。以元代南宋遺民謝枋得的形容說“九儒十丐”。“元朝讀書人堪比乞丐”的說法也從此流傳，可要細看元朝歷史，這話卻叫人哭笑不得：有這麼滋潤的乞丐?
在元朝的社會階層劃分裏，儒生們其實也被單獨開列，被劃分“儒戶”。元朝滅南宋前，中國北方的“儒戶”，有三千八百九十戶。待到南宋亡國後，中國南方的“儒戶”數量，更一口氣突破十萬戶。
比起元朝的其他戶籍來，“儒戶”們簡直特權多多：身份世襲，每戶都要至少一名子弟儒學讀書，在學生員每天享受兩餐供應。免稅特權更叫人羨慕——哪怕平民身份的“儒戶”，除了繳納地稅等基本賦稅外，竟不需要承擔任何差役。而那些家產豐厚的“書香門第”，更趁機一代代兼併土地，鑽足了空子。所以哪怕元末天下大亂，各方餓殍遍野，江南有着“儒戶”身份的文人們，依然各種酒會詩會不斷，生活瀟灑自在。
當然，被後人較真的“元朝儒生受歧視”，還是因爲元朝不靠譜的科舉。元朝科舉廢廢停停，總共維持了四十一年。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元朝官僚體系裏，原本就是“非主流”。而且就這“非主流”的錄取名額，每次會試錄取百名學子，“漢人”和“南人”都只有25名。絕大多數的讀書人想進仕途?要麼花錢買官，要麼老老實實從小吏做起。
不過哪怕這麼苛刻的“歧視”規定，元朝的進士們，忠誠度也不差。從轟轟烈烈的元末農民戰爭起，爲元王朝“殉節”的元朝進士，竟有42名之多。甚至在明王朝建國後，大批元朝貴族們要麼撒腿跑路，要麼毫無壓力拍屁股投降時，反而是諸多曾在元朝有“功名”的前朝士大夫們，依然各種寧死不屈。
雖然比起元末農民戰爭的滾滾洪流，這些“寧死不屈”的橋段，知名度並不高，卻也足夠說明，元朝式的“養士”，真換來不少死心塌地。
二、大元“最牛黑社會”
元朝紙幣流通天下，紙幣的設計也十分科學，除了有充足的準備金，更爲嚴打假幣制定了完備法律。但在一個江西鉛山的“黑社會組織”面前，元朝這完美的“防假幣措施”，竟一度變得不堪一擊：青蚨盟會。
青蚨盟會，是江西鉛山人吳友文創立的一家“假幣窩點”。比起之前歷代的小打小鬧來，這“青蚨盟會”有着嚴密的組織形式，從製造假幣到發行假幣，甚至拉攏勾結官員，樣樣都有明確的分工，甚至還有專門的武裝打手。其成員數量在巔峯時期，發展到數百人。其“出品”的假幣，除了在內地流通外，甚至還跨過長城界限，一路“暢銷”到嶺北(蒙古)地區。上當者不計其數。
如此操作，“青蚨盟會”當然賺得腰包發鼓。財大氣粗的他們，日常搶男霸女的壞事也不少辦。如頭目吳友文的十多個小妾，都全是他從別人家強搶來的。就沒人反抗?鉛山州的大小吏員，全被他輕鬆拉下水。就連衙差就基本由他家的狗腿子“兼職”。告狀?前腳去衙門喊冤，後腳狀紙就落他手裏，後果可想而知。
這麼一個死硬的團伙，竟就這樣在元朝橫行了十年，直到清官林興祖擔任鉛山知州後，才終於被重拳剷除，但有多少假幣流入市場?早已是糊塗賬。
但吳友文這樣的操作，比起元朝的高官們，還是小巫見大巫：元朝的宰相綽斯戩，也瞅準了這“假鈔”的油水，人家卻連“青蚨盟會”都懶得辦，直接把朝廷印鈔的雕板搬家去，想要多少錢就嘩啦啦開印，然後再換成金銀儲存——比起這樣的碩鼠，所謂“青蚨盟會”，不過小老鼠。
版圖空前的大元王朝，何嘗不是被這大大小小的老鼠，最終活活啃光?
三、元朝賦稅很輕?
元朝一項常被後人唱“讚歌”的榮耀光環，就是“賦稅輕”。
這事兒，明朝剛建國時，大批士大夫身份的“元朝遺民”們，就曾不停給元朝唱讚歌。明朝三個世紀裏，不少明代的“名流”們，也是紛紛跟風。比如明朝學者朱國楨就說元朝“賦稅甚輕，徭役極省”。萬曆年間的明朝政治家于慎行，更大讚元朝“賦稅簡寬”。似乎這個國祚沒撐過一個世紀的大元朝，倒成了愛惜民力的人間樂土。
而要從賬面上看，元朝的賦稅也似乎不重。元朝滅南宋時，將南宋時代的一切徭役雜稅全數廢除，商稅也減成三十取一。南北統一後，元朝北方徵收丁稅與地稅，南方徵夏秋兩稅。但操作起來，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首先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元朝“迄無田制”，作爲中國歷史上版圖空前大的王朝，元朝卻連土地清丈都沒做過，全國的耕地總數多少?官府可以徵稅的土地有多少?歷代元朝君臣，都是一代比一代漿糊。元世祖忽必烈時期，曾經大規模清丈過土地，但元朝各級官吏層層隱瞞，折騰到最後，還是雷聲大雨點小，然後就糊塗繼續。如此糊塗，後果也十分嚴重，元朝土地兼併成了常事，“私田跨縣邑皆無算”。
這樣一來，兼併的土地越多，國家用來收稅的土地就越少，收不上來的稅，當然就落到了苦老百姓頭上。特別是在出名“稅輕”的江南地區，那些享受特權的“儒戶”們大量兼併土地，以至於“吳人兼併武斷……而小民皆無蓋藏”。
除此以外，元朝各種“加稅”，也是多如牛毛，理論上“三十取一”的商稅，從元世祖晚年起就屢屢加徵，到了元朝中期時，已經暴漲到百倍。十四世紀初葉時，元朝的“茶課”賦稅，也暴漲了六十倍。另外還有“河流”“山場”等“額外課”，幾乎是每年想起什麼加什麼，獅子大開口要錢，以至於“國之經用，亦有賴焉”，國家財政就靠這“亂收費”。而且所有的“亂收費”，都是“鑿空取之於民間”。就是苦老百姓買單。
更有多如牛毛的徭役差役，開國時廢了宋代的舊制，隨後又巧立名目各種新徭役。哪怕在“稅輕”的江南地區，都是“浙右病於徭役”。而且分佈十分不均：“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所以單是1334年一場災害，浙江一地的災民，就多達五十七萬戶。
這纔是元朝“賦稅輕”的真相，一個表面“繁榮”的歷史畫卷下，管理卻十分低效，百姓苦不堪言的時代。這樣的時代，爲何還會被人念念不忘“稅輕”?因爲對於那些士大夫們來說，這樣的苦痛，他們是無感的——板子沒打到自己肉上，當然不知痛。
但對於幾百年後的讀史者來說，這樣的痛，不但痛徹心扉，更痛到值得深深思考，警鐘長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