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曾曝光高鐵採購中存在的奢侈浪費現象，如一個自動洗面器7.2萬元，一個色理石洗面臺2.6萬元，一個衛生間紙巾盒1125元，一張單人座椅2.2萬元……其實，這樣的事不算新鮮，清朝對於官辦工程採購的貪污腐敗，有專門的名詞形容，叫做“浮冒”。
治河是清朝最大、最花錢的工程，因此也成了“浮冒”多發區。清代河臣對河工經費的侵貪程度，從治水名臣郭大昌的經歷中可見一斑。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老壩口坍塌，附近的高郵、寶應等地被淹。驚恐無措的南河總督吳嗣爵以“錢糧五十萬”請郭大昌加以堵塞，但郭大昌只接受了10萬兩。嘉慶初年的豐工工程，河臣預算120萬兩，河督減至60萬兩，商之於郭大昌，郭大昌請再減一半。河督面有難色，郭大昌解釋說：“以十五萬辦工，十五萬與衆工員共之，尚以爲少乎?”從郭大昌的故事可以推知，嘉慶年間，河臣預算的經費中真正用於修防的僅在二成左右。而其他的，當然是被各級貪官污吏瓜分了。
只要是略具規模的官辦工程，從啓動到覈銷，都有一套複雜程序，幾乎在每一道環節上都需要銀子通關，這筆買路錢統稱“部費”。比如，掌管天下造作的工部衙門，就是層層拔毛的大戶。據清人馮桂芬估算，一個工部不下千人，每年的“部費”進賬總共有數百萬。那些尚、侍、郎中以上的長官分肥最多，所以“車馬、宮室、衣服、妻妾之奉，埒於王侯”。在他們之下，那些主事、局使、庫使、筆帖式、經承等，也都按各自貢獻大小，分沾利益。馮桂芬因此哀嘆道：“凡戶、工二部紀銀錢之書，皆胥吏舞弊之書也。”
在這種貪官污吏集體分肥的體制中，誰如果堅守原則拒絕“浮冒”，就會成爲官場的異類，不能容身。明朝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一場大火將乾清、坤寧兩宮燒成灰燼，災後重建工作由工部營繕司郎中賀盛瑞負責。工程完工時覈算，共用了72萬兩銀子，比預算節省了近90萬兩。節約當然是好事，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次年的考評中，賀盛瑞不僅沒有升職，反且被貶。原來，這90萬兩銀子是“割中璫之羶，而形同事之涅”—既斷了太監們的財路，又對比出同事的貪污，人家豈能饒了你?
賀盛瑞覺得十分冤枉，不斷上書，公開工程各項開支的詳細賬目，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但是這些材料一份也沒能送到皇上手上。直到他死，也沒有等到冤案昭雪。
同樣的故事在同治年間再次出現。其時黃河大水，鄭州附近一段大堤被沖毀，時任河道總督的蘇廷魁與河南巡撫一起奏請100萬兩銀子修復。完工後還剩下工程款30萬兩，巡撫主張將之瓜分，蘇廷魁不肯，力主“奏繳還戶部”。誰知戶部對蘇廷魁的做法大爲不滿。原來，按照慣例，省下的那些錢通常由戶部和地方官三七分成，而蘇廷魁實報實銷，戶部也就撈不到好處了。於是戶部從蘇廷魁的奏報中挑出“不合例數條”，同河南巡撫一起參劾蘇廷魁。在地方高官和中央部門的內外夾攻下，蘇廷魁最終被革職留任。
其實，官辦工程或採購中的“浮冒”，皇帝或主子並非不知道，很多時候是因爲作奸犯科的人是自己的心腹，捨不得追究。隆裕太后垂簾聽政時，宮中有佛殿數座，曠廢日久，太監小德張就慫恿隆裕太后修繕，最後“報銷至二百餘萬”。大約這個“浮冒”額度太驚人了，輿情洶洶，而隆裕太后卻對衆臣的奏摺置之不理，因爲小德張是她的心腹。
如今，官辦工程中的“浮冒”依然層出不窮，高鐵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知這些“浮冒”款項可否被順利追回?這些“浮冒”的官員是否能得到應有的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