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在泓水之戰中遵守周禮,是愚蠢至極?還是仁義精神?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小編一起看下去。
春秋時期正處於西周與戰國兩個時代的轉折點，周王室衰弱走向瓦解，面對中原四分五裂的格局，出現南北征戰的局面。這是逐漸禮崩樂壞的時代，人心叵測，野心勃勃。
宋襄公作爲春秋五霸之一，他身上既有英明決策流芳百世，又有迂腐頑固的思想作祟導，最終一代霸業悲劇收場。
宋襄公“讓國”之美背後的守舊思想
宋襄公“讓國”之舉倍受褒揚，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重之際，急召(茲父)宋襄公及目夷(子魚)至殿囑託身後之事：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一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宋襄公是嫡長子，按照道理來說繼承國君是應該的事情，但是宋襄公卻以目夷年長且仁義爲由而讓出了國君之爲，直到目夷堅決推辭而作罷。
宋襄公通過“讓國”一事，在時代中凸顯出來，春秋混戰不斷，皇子王孫時刻爲皇位這塊蛋糕弒父殺兄，拉幫結黨無情爭奪。而宋襄公的“寬容、禮讓、大度”這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事在當時令衆人大吃一驚，宋襄公的胸懷之大更是成爲佳話。
讓國之美，在宋襄公的角度有怎樣的闡釋?宋襄公出身於殷商貴族，西周那一套禮樂之教對宋襄公耳濡目染。在宋襄公的思想裏，依然保留着那一套傳統觀念。
可是，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專政與皇權成爲人們爭奪的重點，不再實行“禮讓”制度。理想主義制度逐漸被血淋淋的現實社會取代。
宋襄公並不能敏銳察覺，即使改變，依然認爲周室禮教主宰這一切。“井底之蛙”形容此刻的宋襄公再不爲過。此時的宋襄公沉浸於自我矇蔽之中，仍未醒來。
泓水之戰中突顯宋襄公之“迂”與“愚”
影響宋襄公霸業走向的，絕非宋襄公口頭的讓國，而是操起武器實戰，如果說宋襄公的“讓國”並沒有突顯宋襄公的守舊的弱點，僅僅是他高尚的一面。那麼，從泓水之戰起，宋襄公的路徹底走偏。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戰火頻繁的時代，人們對自身所需追求得更加直接，權利成爲拉開戰爭的勝利品。因此，戰爭不再是禮樂制度中軍事禮節的“擺設”，作戰手法和謀略逐漸變得五花八門。
可以說，只要能過最快達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其中，軍事謀略成爲戰爭中重要的指導。一些先進的作戰觀念得以凸顯，如：遠程奔襲、迂迴包抄、殲滅戰、伏擊戰、“半渡而擊”、“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避實就虛等等。
識時務者爲俊傑，不但有明爭——實力的抗衡，更有暗鬥——技巧取勝。春秋之戰是血淋淋的，禮節已經被踐踏無視。
大環境如此，領袖應該具備隨機應變的實力，把握戰機。根據《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記載：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泓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面對敵軍有利戰機，子魚兩次請求出戰都被駁回。宋襄公一定要等到敵軍站好隊伍才作戰，否則就是不道義的事情，足以見得舊思想觀念對宋襄公的禁錮。
宋襄公在危急關頭，依舊秉持“不鼓不成列”的信條，依然“以禮待人”，發揚禮樂指教足以見其“迂腐”。作戰是宋軍本就出於人少的劣勢，領導者更應該趁敵軍隊伍未整時先發制人，趁其不備襲之，用最小損失將敵軍打個措手不及，成功方能機率大增。
子魚兩次提醒宋襄公，可見子魚有審時度勢的遠見。宋襄公沒能分清場合和局勢，沉浸在高尚思想中。可是在權力爭奪中，根本無人在意是否仁義，包括楚軍在內。
泓水之戰因爲宋襄公思想頑固一敗塗地。
史論縱橫說
春秋時代的外交政策雙線並行。一是由空有虛名的周王室實行周禮，封有能力者爲侯伯。二是現實中的外交：戰爭、貿易等用一系列條件換取自身所需。
此外，一國國力是否強盛也決定着國家在衆國家的地位。宋襄公卻想用周王室的禮儀制約別的國家，達到自己稱霸的目的。這是可笑的。宋襄公一直是周禮的追從者，不但對自身定位十分迷茫，更妄想用這樣的舊制度約束他人，他的妄想軟弱無力，最終被淘汰。
時代變了，宋襄公卻沒變。宋襄公的仁義絕對不是真的仁義，他接受的周室禮教與新時代格格不入，仁義在新時代下演變成了迂腐。他保守的思想與社會快速的發展產生了衝突，宋襄公不能夠縱觀大局，發現自身問題，一錯再錯，釀成了悲劇的發生。
仁義還是愚蠢，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闡釋。宋襄公的悲劇印證了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