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王朝體系中，秦漢總是連在一起說的，而且是“漢承秦制”。那麼秦漢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北京大學歷史系陳蘇鎮教授長期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著有《〈春秋〉與“漢道”》一書，對一些常見看法提出了挑戰。在他看來，所謂“承秦”包括“據秦之地”、“用秦之人”和“承秦之制”三個方面，而“承秦之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當然，走秦朝的老路也有問題，有重蹈亡秦覆轍的危險。
澎湃新聞：您在《〈春秋〉與“漢道”》一書中提到，秦雖然掃平六國，但秦源自關中的傳統立國制度與六國所代表的關東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和衝突。“秦制”與關東文化的核心矛盾主要在哪裏，爲何始皇統一之後，此種差異在大一統的狀態下還能爆發出來，甚至引發了秦的覆亡?
陳蘇鎮：這是個大問題，也是我寫這本書時要處理的第一個問題。關於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傳統的說法是：秦朝統一後，用嚴刑峻法統治天下，百姓受不了了，於是揭竿而起，推翻了秦朝。這個調子是漢初的賈誼定的。他在《過秦論》中說，秦朝統一後，“繁刑嚴誅，吏治刻深”，實行“暴虐”統治，結果使得“天下苦之”，於是陳勝振臂一呼，“天下響應”。我在梳理相關史料的時候，發現賈誼所謂“天下苦秦”誇大了事實。
實際上，在這場推翻秦朝的戰爭中，各地的表現是不同的。表現最激烈的是南方的楚人，其次是齊和趙，再次是韓、魏、燕，至於關中秦地，完全沒有發生反秦暴動。爲什麼會這樣?難道秦朝在各地實行了不同的政策，在楚、齊、趙等地的統治更殘暴?有證據表明不是這樣。秦人作爲統一戰爭的勝利者，對東方六國之人確實有歧視心理，但秦朝政府，特別是秦朝的法律對天下人基本上是一視同仁的。既然這樣，爲什麼不同地區的人會有不同的感受?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各地的文化存在差異。
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要實現統一的管理，必須建立統一的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而要建立統一的制度，又必須有統一的文化。戰國末年，七雄並立，政治上處於分裂狀態，文化也是多元的。而秦朝在統一過程中，每佔領一個地區，都會在當地設置郡縣，派秦的官吏帶着秦的法律去進行管理，而且是嚴刑峻法式的管理。秦朝試圖用自己的法律在東方各地移風易俗，改造東方社會，實現文化的統一。按秦朝官方的說法，這叫“普施明法，經緯天下”，預期的結果是“黔首改化，遠邇同度”。但實際上，事與願違。秦佔領楚國的江陵地區後，設立南郡進行管理。半個世紀後，一位新上任的南郡守說，“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泆之民不止”，“私好、鄉俗之心不變”。可見秦的法律和楚人的習俗存在矛盾，並沒有很快地被楚人接受。移風易俗比軍事征服更難。文化的統一需要一個過程，需要較長的時間。秦朝的做法過於生硬，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激起東方社會的反抗。在東方六國舊地中，楚文化和秦文化差距最大，因而楚人對秦的統治最反感，反秦也就最激烈。
澎湃新聞：既然如此，作爲顛覆者和楚人的劉邦爲何在建立漢朝之後，又選擇定都關中、迴歸秦制呢?他爲何不選擇以封建制爲核心的六國舊制?他不擔心此種衝突會讓他的王朝重蹈贏秦的覆轍嗎?有一種說法是，劉邦是爲了奪取關中舊秦人的民心，他們是他爭奪天下的基本盤。
陳蘇鎮：這事和關中的地理形勢有關。戰國秦漢之際，關中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區，司馬遷說：關中的土地佔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十分之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這個說法可能有所誇大，但大致不錯。關中地區形勢險要，農業、副業、畜牧業都很發達，商鞅變法以後又形成一種動員力很強的軍國主義體制。和關東各地相比，關中確實具有一定優勢。所以我說，關中是當時天下重心所在，只有佔據關中，才能統一天下。田餘慶先生所說的“非承秦不能立漢”，深刻揭示了這一形勢。劉邦一開始並沒有意識到關中的重要性，打算定都洛陽，後經張良和婁敬勸說，才改變了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