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爆發過一場異常殘酷的“巴丹血戰”，美軍被日軍擊敗，78000名美國和菲律賓士兵向日本投降，這些史實是能夠從歷史書上找到的。
但更爲殘酷的是後來發生的事情：這些戰俘被逼冒着酷暑在菲律賓的叢林中步行65英里多的路程到達一個戰俘營，這稱得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殘酷的事件，當年的倖存者將其稱爲“巴丹半島死亡之旅”，共有15000名士兵倒斃在途中。
炎炎的烈日下，戰俘們口乾舌燥，拖着虛弱的身體步履蹣跚的前行着。他們不知道前面的路還有多遠，也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突然，漢克滑倒在路邊的灌木叢中，他試圖掙扎着起來，可是力不從心。幾個日本兵朝着漢克跑去，一個日本兵惡狠狠地朝着漢克虛弱的身體連軋了四五刀。鮮血從漢克的上衣裏流出來，他掙扎着重新回到隊伍，可沒多久，失血過多的漢克再一次倒下，這一次他沒那麼幸運，被日本兵開槍射殺了。
日軍並沒有按照國際公約對戰俘的規定來優待他們。就在行軍開始之前，日本菲律賓派遣軍司令官本間雅晴已經命令這些押解的日軍對任何不能堅持走到戰俘營的巴丹戰俘都要消滅掉。因此，日本兵對戰俘加倍折磨，哪還能隨意給他們水喝。
行軍開始的第三天，他們依舊沒有水和食物。巴丹半島上有很多的泉水和自流井，但日本人就是不讓戰俘們喝。日夜行軍，使得戰俘疲憊不堪，飢渴難忍。一個日本兵很奇怪他們爲什麼要水喝。一次，他們經過一個水塘，兩頭水牛正在那裏打滾，水面上泛着綠色的泡沫，成羣的蒼蠅在水面上飛舞。水本來很髒了，還滲入了海水，惡臭難聞的氣味兒撲面而來，讓人作嘔。一個菲律賓士兵跑到日本軍官那用手語請示是否可以喝水。得到准許後，他朝水塘跑去。接着另兩個人跟了過去，又有兩個人也跟了過去，然後第六個人也離隊了。當人對生命之源的渴望達到極限時，什麼樣的水他們都不在乎。可即便這樣，日軍也是不能容忍的。所有的日本衛兵都舉起了步槍，當那6個人跑到離水塘只有一兩公尺時，日本兵便開槍射擊，直到6個人都死了才停止。
幾乎每到一處水源，就會有踩踏事件發生，坦尼希望情況能變得好起來，但是沒有。高溫之下，人們極端口渴，遭受的苦難也就更多。一看到水，戰俘們依舊像發瘋一樣，越來越多的屍體倒在了井邊，有被踐踏而死的，也有被日本兵槍托和刺刀捅死的……
單單在美國就有近百種專門回顧或者研究這項戰爭罪行的書籍，其中，以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終身榮譽教授列斯特·坦尼博士的《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最爲著名，以下爲該書片段。
飢渴產生幻覺
日本兵不允許我們帶水行軍，長時間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難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嚨刺痛，胳膊和腿不聽使喚。到了第三天，飢餓和口渴讓我做起了白日夢。我彷彿看到了過去吃過和喝過的所有好東西：夾着乾酪和洋蔥的漢堡包、奶昔、啤酒、可樂，饞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乾枯。
日本兵故意的。其實路邊並不是沒有水。有些看守會讓少數的戰俘去喝水，卻不讓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覺自己的舌頭變厚了，因爲身邊有日本的車隊經過，車隊揚起的灰塵被我吸進嘴裏，黏在舌頭上，我的喉嚨快要被這些沙塵烤乾了。有一次，我看到路邊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觀察了好半天，確定附近沒有日本兵的時候，我和戰友弗蘭克快速衝到井邊。我們你一口，我一口，敞開肚皮喝水。我們儘快喝足，並把水壺裝滿，準備路上喝。
幾分鐘之內，有10—15個戰俘聚到了井邊。這引起了一個日本兵的注意，他跑過來嘲笑我們。這時，前面的5個人喝到了水，第6個人剛準備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舉起刺刀，對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這個兄弟立即雙膝跪地、呼吸急促、臉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沒有喝上就死了，鮮血染紅了自流井。
兩小時後，我們經過了一個水牛洗澡的水塘。有一個大膽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勢問他，能不能讓他喝一點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揮手同意。
得到允許後，好幾十個人瘋狂地衝到水塘邊，也不管水牛還在裏面洗澡。有些人撥開綠色的泡沫，把水潑到自己身上，並喝下這種寄生着多種病菌的水。
幾分鐘之後，一個日本軍官跑過來大喊大叫。沒有人聽得懂他說的話，他也沒有打任何手勢，但是大家還是知趣地趕緊返回了隊伍。不久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這個滿臉堆笑的軍官，在戰俘的隊列周邊轉來轉去，他隨即命令日本兵檢查我們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跡的人都拉出來。日本軍官命令這些沾上水跡的人，在路邊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們開槍。
“高超的斬首技術”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個巴丹死亡行軍當中最慘無人道的罪行，當然還有一些暴行也可與之相提並論。日本兵讓我們的隊列暫時停下，等待後面的隊伍趕上來。等後面的隊伍趕上我們的時候，日本人命令我們站起來繼續前進，就在這時一個瘧疾非常嚴重的兄弟，發着高燒，人都燒糊塗了，想站起來，但是站不起來。日本兵走到他身邊，用槍托砸他的頭，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來身邊的兩個戰俘，讓他們在路邊挖坑，他準備把這個生病的兄弟活埋。這兩個戰俘開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時候，日本兵命令他們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擡到坑裏，把他活埋了。這兩個戰俘搖着頭，說他們不能那樣做。
日本兵沒有發出任何警告，舉槍就把兩個挖坑的戰俘當中的大塊頭打死了。他又從我們的隊列里拉出兩個戰俘，命令他們再挖一個坑，把大塊頭也埋了。日本兵在路邊劃了一個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個戰俘埋在那裏”。這兩個戰俘又挖了第二個坑，他們把生病的戰俘和死去的戰俘分別放在坑裏，然後往他們身上剷土。生病的戰俘還沒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淒厲地叫喊着。
從盧保出發的4—5英里的行軍極其殘酷。日本看守時不時地命令我們奔跑，他們的咆哮次數更多，聲音更大。幾分鐘之內，有不同的看守，毆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們。在這個路段，我們被要求以平常兩倍的步速行軍，日本兵換班頻繁，我們經常被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換班的看守。
我們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隊日本兵，看守命令我們停下來。我們看到這隊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個美國戰俘，戰俘後面站着一個日本軍官。日本軍官從劍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揮來揮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領。他讓這個美國戰俘順着他揮刀的方向移動膝蓋。熱身練習做完之後，他把武士刀高高舉起，急速揮下，日本士兵高呼“萬歲”，我們只聽到一聲悶響，美國戰俘就身首異處了。這個軍官緊跟着把戰俘的軀幹踢倒在地。這個軍官“乾淨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斬首技術”。所有的日本士兵都開心地笑着走了。當我看到他的刀鋒下落的時候，我的心都揪緊了，渾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禱。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頭竟然是日軍的娛樂方式。
裝載死亡的“悶罐車”
聖費爾南多是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路途當中經過的最大的城鎮，它非常繁華，受到的戰爭破壞很小。日本兵把我們趕進火車站，讓我們休息。我們看到站內一列由老式車頭驅動的悶罐車。我們坐在鐵軌上等了一個小時，一輛破舊的悶罐車才咔咔地進站。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這輛小小的悶罐車。車廂很小，放在平時可以裝進10頭牲口，或者25—30個人，在日本兵的驅趕下，此刻每節車廂裏塞進了80—100個人。我們只能輪流坐着，因爲車廂裏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大家都坐下來，即使靠近車門的人把腿腳都伸到門外也不行。車廂中部實在太擁擠，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窒息了。靠近車門，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的人是幸運的。我們摩肩接踵地站了5個小時，到達卡帕斯。卡帕斯在我們的最終目的地奧唐奈集中營附近。
我是幸運的人之一。我靠門邊坐着，雙腿懸空。我享受着新鮮的空氣，和風撲面，不必擔心日本兵會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後背。不擔心，真是一種享受。不久，我就爲自己的鬆懈嚐到了苦頭。一個日本看守從我身邊經過，他揮舞着一根用作手杖的長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來，沒打到腳，打在了膝蓋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來—叫的什麼我記不清了，不過絕對不是恭維的話。他抓住車廂的門把，使勁地想把它關上，車門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極了。不過門最終還是沒有被關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關得上。幸虧我的大腿讓門開了一個口子，我們才能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當火車開動的時候，一股很大的風吹進我們的車廂。
只有活着的人走下火車;我們得到指示，讓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車廂內。有些人能跳下火車，有些人只能挪到門邊，然後慢慢地滑下來。我慢慢地跳出車廂，剛想邁步走路，就倒在了鐵軌上。我覺得我的瘦腿不聽大腦指揮了。一個看守認爲我站得不夠快，就用槍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頸部遭受重擊。他對我做了一個威脅性的動作，用刺刀向我刺來，我知道不躲開就死定了，趕緊爬起來走了。
形容枯槁、衣衫襤褸的我們，下車後排成隊，半死不活地走着。我們的身體太骯髒了，上面沾染了各種各樣的液體，全都沒刮臉。在這條狹窄的永無止境的公路上，我們看到一些美麗高大的、果實累累的芒果樹，還有許多鬱鬱蔥蔥的綠色植物。我們不時能在路邊看到美軍戰俘的屍體，他們躺在綠樹底下，血流滿地，鮮血已經變成深棕色。
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78000人成爲日軍的戰俘後，開始遭日軍強索財物，並開始押解到76英里(約120公里)外的戰俘營，路程以徒步行軍爲主，但整個行軍過程除了初期給予少許的食物外(根據倖存者表示，僅給一次高爾夫球大小的米飯)，一路上不許戰俘再有任何飲食，凡是企圖找尋飲水與食物者，即被日軍以刺刀或開槍處決，同時也驅趕、阻止當地的菲律賓人給予戰俘食物與水，即便有若干僥倖者躲過日軍眼線而偷喝到幾口河水，也因河水已嚴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着屍體以及綠色泡沫、且氣溫達華氏100度)，最後引發嚴重的腹瀉、嘔吐而死。
如此，經過強行不吃不喝的趕路行軍，最後雖抵達目標營地，但沿路上因飢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飢餓無濟才選擇投降)及遭日軍刺死、槍殺者達15000人之多。
附帶一提的是，並非抵達戰俘營後就擺脫了死亡，由於日軍也在營地內虐待戰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勞務、刻意讓其捱餓等，如此在抵達營地的兩個月內又死去了約26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