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代表遺址爲良渚遺址，距今5300-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分佈的中心地區在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遺址分佈最密集的地區則在錢塘江流域的東北部、東部。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鐲、柱形玉器等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當細緻。
良渚文化遺址中心位於杭州市區西北部瓶窯鎮，核心部位於古城“反山、莫角山、匯觀山，11條水壩”均在瓶窯境內。1936年發現的良渚遺址，實際上是餘杭縣的良渚、瓶窯、安溪三鎮之間許多遺址的總稱。虞朝子民聚居的地方。年代爲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遺址，1959年依照考古慣例按發現地點良渚命名，是爲良渚文化。遺址總面積約34平方公里。2012年良渚遺址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2018年，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已相當進步。稻穀有秈、粳稻之分，並普遍使用石犁、石鐮。良渚文化手工業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製作、製陶、木作、竹器編織、絲麻紡織都達到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數量之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美，均達到史前玉器的高峯。玉器上的紋飾主題神人獸面紋，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觀念的體現和信仰，並逐步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還出現了不少刻劃符號，這些符號在形體上已接近商周時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
文化命名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遺址初步報告》。施昕更成爲良渚遺址的第一個發現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驅。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稱。
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的發掘，使人們對良渚文化的認識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禮器，將長期被視爲“周漢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座標，自此，長期以來籠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祕面紗被撩開了。
在前一階段考古諸多發現的啓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窯一帶相繼發現了反山顯貴者墓地，瑤山、匯觀山祭壇與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築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遺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時期的村落遺址和墓地。目前已發現各類遺址135處，它們共同構成了分佈密、類型多、規格高的遺址羣落。學者們稱之爲“良渚遺址”，它是整個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片“聖地”。
2007年，考古學家又發現以莫角山宮殿爲中心的四周還有一圈環繞的城牆。這個大發現標誌着在七十年考古歷程中，繼發現良渚遺址、命名良渚文化後的又一個重要的階段——確立了良渚文明。
遺址發現
1935年5月，西湖博物館對杭州一個叫古蕩的遺址進行發掘，當時在西湖博物館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參加了這次發掘，在整理出土器物過程中，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別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這種石斧在他的家鄉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尤其是盜挖玉器，因此，在盜坑附件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先生從小生長在良渚，對當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這兩地的石斧有沒有什麼聯繫呢?良渚爲什麼也有這種石斧出土呢?這些疑問誘發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調查的想法。經過多次的調查，施昕更先生採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他隱隱約約感覺到了良渚似乎有一個古遺址的存在。將這些情況和想法向當時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先生彙報後，在館裏同意和支持的情況下，施昕更先生開始主持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
從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發掘共進行了三次，獲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實物資料，由此從科學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着遠古文化遺存。有了第一手考古發掘資料後，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寫考古發掘報告，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報告完成，題爲《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以下稱《良渚》。書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認識到了良渚遺址古文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的重要性。雖然他當時認爲這支古文化是龍山文化的一支而與後來認定的事實有背，但是應該說，一個年僅25歲，非專業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這樣的學術判斷，已經是十分難能可貴了。事實上，他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果，還想繼續發掘考證。但是，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件變爆發，粉碎了他的計劃。同年12月24日，杭州淪陷，施昕青先生所撰寫的《良渚》一書的印刷被迫中斷，他攜帶原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往浙南，不久即投筆從戎，在瑞安縣抗日自衛會工作。1938年，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幫助，幾經周折，《良渚》一書才得以在上海勉強出版，而被視爲珍寶的許多出土器物則因來不及搬遷而毀於戰火了。更不幸的是，這位本來還應該能夠在良渚遺址發掘研究上大有作爲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紅熱而英年早逝。何天行與施昕更兩位先生對良渚文化發掘研究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正是由於他們的發現纔會有今天的，他們是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的兩位先驅。1936年5月，參加發掘杭州古蕩古文化遺址，出土的有孔石斧，曾在良渚見過，乃於7月回良渚，在枯涸池底撿得石器數件，又在地面發現許多陶器碎片，其中有陶鼎足。帶回杭州，請董聿茂館長鑑別。董認爲這些陶器年代很古，說不定是個重大發現，支持他進一步發掘鑽研。同年11月初，再赴良渚，在棋盤墳第一次發掘，出土大批陶器。同年12月和次年3月，又進行第二次及第三次發掘。把發掘範圍由良渚擴及安溪、長命、大陸三個鄉，包括棋盤墳、橫圩裏、茅庵前、朱村兜、荀山、許家兜、近山、橫村塘、大雄寺、鍾家村、金家弄、宋村、後河村等10餘村，獲得石器和陶器兩大筐，500餘件。4月，陪同南京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董作賓、樑思永到遺址考察。對三次發掘的出土文物，進行了研究整理。在館長董聿茂和同事鍾國儀等的協助下，於1937年春，寫就5萬餘字的《良渚》一書(又稱《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的初步報告》)，製圖100餘幅，詳細介紹發掘經過、收穫，提出頗有創見的看法，由西湖博物館出版。文稿付排後，抗日戰爭爆發，印刷中止。昕更攜帶文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徙蘭溪、永康、松陽，經董聿茂呼籲，浙江省教育廳同意出資付印。1938年秋，《良渚》一書問世，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矚目。1959年底，考古學家夏鼐命名這一新石器文化爲“良渚文化”。
出土文物
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質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採用輪制，器形規則，圈足器居多，用鏤孔、竹節紋、弦紋裝飾，也有彩繪。玉器發現很多，有璧、琮、璜、環、珠等，大部分出土於墓葬中。與良渚遺址同類型的遺址，在長江下游的蘇南，直至錢塘江以南的地區，分佈較廣，考古學界統稱爲“良渚文化”。據對有關遺址出土文物的碳14測定，其年代距今約4700～5300年，先後延續達千年之久。
1982年底，考古工作者在位於長江北岸的浦口營盤山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器、玉器、陶器等遺物。其中出土了最早的龍形玉飾件。這兩條龍一條是"擡頭龍"，脖子是往上擡的，另一條則是"俯首龍"，龍頭是往下彎的。
1986、1987年，從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隨葬品，其中玉器佔90%以上，象徵財富的玉器和象徵神權的玉琮和象徵軍權的玉鉞，爲研究階級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而且使世界上許多大博物館對舊藏玉器重新鑑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誤認爲是“漢玉”(實際上是良渚玉器)的歷史推前了2000多年。出土的絲織品殘片，是先摷後織的，這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絲織實物，這塊距今4700—5200年的絲絹堪稱“世界第一片絲綢”。王遂今先生(《吳越文化史話》，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等論證，“絲綢之源”起源於長三角，上古黃河與西北是從河姆渡、良渚等江南絲綢文化北傳過去的。1994年又發現了超巨型建築基址，面積超過30萬平方米，確認是人工堆積的大土臺，土層最厚處達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見。考古學界認爲“良渚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源頭”。
歷史時期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佈在長江下游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鶡冠子》記載說“成鳩氏之國……兵強，世不可奪”，實際上就是說良渚文化集團的武力強大，天下無敵。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時期，農業已率先進入犁耕稻作時代;手工業趨於專業化，琢玉工業尤爲發達;大型玉禮器的出現揭開了中國禮制社會的序幕;貴族大墓與平民小墓的分野顯示出社會分化的加劇;刻劃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認爲是中國成熟文字的前奏。專家們指出：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
良渚文化發展分爲石器時期、玉器時期、陶器時期。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達到了中國史前文化之高峯，其數量之衆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時期中國乃至環太平洋擁有玉傳統的部族中，獨佔鰲頭。而其深涵的歷史文化底蘊，更給世人帶來了無限的遐想。文字是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在良渚文化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現了爲數不少的單個或成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劃符號，學者們稱之爲“原始文字”。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生產已相當發達，從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農具看，良渚人已擺脫一鏟一鍬的耜耕而率先邁入了連續耕作的犁耕階段，從而爲當時社會的繁榮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良渚文化以黑陶著稱，胎質細膩、造型規整，器種變化多樣，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壺的組合，構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羣。
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體可分爲早、晚兩期。早期以錢山漾、張陵山等遺址爲代表。陶器以灰陶爲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魚鰭形足的鼎、袋足、鏤孔豆、貫耳壺、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橋等遺址爲代表。陶器以泥質黑皮陶較爲常見，並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貫耳罐、侈口圓腹罐、簋、大圈足盤、寬把帶流杯等。
